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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风骨 作者:李宗为

级别: 詩卿
风云变幻的建安时代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这首诗,是曹植所作《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诗中的“应氏”,指的是曹植的文友应璩、应玚兄弟。当时曹植在洛阳,应氏将要北上远游,曹植为他们饯别而赋诗送行。《送应氏》二首,后人一般认为是作于建安十六年(211)中期。在这首诗中,曹植描写了一度极其繁华壮丽的东汉首都洛阳在建安时代的破败荒芜的景象:往昔的宫殿甲第,都已成为灰烬,只留下颓败的墙垣和遍地的荆棘;以前熙来攘往的人群,也化作过眼云烟,被一些战乱后出生的少年所取代;郊区的田野也荒芜了,举目望去,杳无人烟,一片萧条。东汉首都的这一剧变,可以作为整个社会急剧变化的具体象征。
  建安时代,得名于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建安纪元。建安共二十五年,从公元196年到220年,然而文学和史学上所称的建安时代,往往超越这二十五年,而大体包括自汉灵帝末到魏明帝初的四五十年。
  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这四五十年虽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幕,然而这短短的一幕却风云变幻,波澜迭起,无数在中国历史上以各种原因而著名的人物粉墨登场,各显身手,各自作出了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缤纷错落、各具特色的表演。
  历史上一度繁荣鼎盛的汉朝,到了汉灵帝时代,已如一幢堂皇而老朽的大厦,摇摇欲坠了。汉灵帝自己就公开地卖官鬻爵,将官职作为生财有道的“奇货”。上行下效,那些有“奇货”可居的大小官吏自也沆瀣一气,贪得无厌。这无数大小蠹虫,将汉帝国这幢本已老朽的大厦蛀蚀得千孔百疮,更形危殆;再加上这些虫豸之间还要掀风作浪,闹什么宦官和外戚之争,“党锢”之祸,自然更加快了这大厦的分崩离析。这样一套腐朽透顶的政治机构,已毫无效率可言,难以胜任一个“治水国家”政府的功能,于是水旱之后,因此饥馑,土地荒芜,疠疫横行。在这天灾人祸的双重折磨下,民不聊生,被迫铤而走险,终于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黄巾军大起义,东汉政权彻底崩溃,形成了一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混战时代。
  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宦官集团诛杀外戚集团首领何进,袁绍为此尽诛宦官。董卓进京立刘协为帝(献帝),控制朝政。次年,关东豪族组成联军,推举袁绍为盟主,联合讨伐董卓,董卓焚毁洛阳,迁献帝于长安。献帝初平二年(191),司徒王允与吕布一起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复杀死王允,驱逐吕布。次年,曹操领兖州牧,收降青州黄巾军三十万,成为北方仅次于袁绍的强大势力。建安元年(196)曹操出兵迎献帝,迁都于许,并采纳枣祇等人建议,募民屯田于许下,一岁得谷数百万斛,实力大增,于是三四年间败袁术,擒吕布,降张绣。建安五年,曹操率军与袁绍于官渡展开决战,一举击溃袁绍,进而跃居为北方最强大的实力派。此后数年间,曹操致力于经营北方,定冀州,征乌桓,到建安十三年方率军南下。赤壁之战,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大败曹操,基本确立了魏、吴、蜀三足鼎立之势。此后,三国之间仍征战不休。公元235年(魏青龙三年),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说:“自衰乱以来,四五十岁,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整个建安时期战乱不止的情况,于此可见。
  战争不绝给整个国家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是极其惨重的。从历史记载上看,袁绍曾率军在河北以桑椹为军粮,袁术则带兵在江淮食螺蚌以充饥,曹操的部队甚至以人肉做成肉干来补粮食之不足。作战的军队尚且如此,则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土地荒芜,饿殍遍野,一片萧条景象。在争战频仍的地区,往往“数百里中无烟火”(《三国志·孙坚传》注)。曹操有一回带兵路过故乡谯地,发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三国志·武帝纪》)。在徐水、泗水、淮河流域等等土地丰腴的地区,如今却荆棘遍野,满目荒芜。直到魏明帝太和年间,许多州郡仍然处在“千里无烟,遗民困苦”的悲凉境况中。
  在这风云激荡的时期,可以想见,社会思潮也会随之产生激剧的变化。首先,那种惨酷无常、朝不保夕的生活,给宗教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气候。东汉后期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和尊奉黄帝、老子的“黄老道”教,在这一时期都适逢其会地愈益盛行起来。“黄老道”下分两个支派,即流行于中原和东部地区以张角为代表的“太平道”和流行于西南地区以张鲁为代表的“天师道”。农民起义被镇压后,道教活动虽被严厉禁止,但其影响却已深入人心,难以遏止。建安时期的佛教,则北以洛阳为中心,南以建业(今南京)为中心而传播益广,在上层人士中也开始出现了一批虔诚的信徒。其次,社会的动荡电激起了好学深思之士对人生哲理的探讨,清谈玄学由此而逐渐兴盛。清谈,在汉末发轫于对人物的品评,进而发展为评论朝政,党禁之后又转向对乡党人物的批评。建安以后,清谈的主要内容一变而为老子、庄子的哲理,后来被称为“正始玄学”的何(晏)、王(弼)玄学由此兴起。从《老子》、《庄子》等著作中引申演绎而成的玄学在上层社会中逐步占居越来越显要的地位。
  各种宗教和哲学的兴起,打破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汉儒章句之学)定于一尊的地位。于此同时,过去被认为是“雕虫小技”的文学,也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于是,在这风云变幻的大动荡时期,正如骁将猛士跃马驰骋于沙场,文学之士也纷纷秉笔而起,为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谱写出“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壮丽篇章,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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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2-11-09
龙腾虎奋的建安诗坛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这两首诗是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的第一、第二首。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按照时代先后,纵论历代诗歌流变,品评作家作品,可以说是一篇以诗歌形式写成的中国诗歌简史。在这两首诗中,第一首用来标榜作者以诗歌长河的“疏凿手”自命,要以这三十首诗来甄别诗体正伪的宗旨,真正的论诗是从第二首开始的;因此清代的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说:“论诗从建安才子说起,此真诗中疏凿手矣。李太白亦云‘蓬莱文章建安骨’,韩文公亦云‘建安能者七’。”诗中的“并州刘越石”,指的是西晋末年的刘琨。他以诗人而担任一军统帅,作诗又慷慨有奇气,所以元好问为他晚生数十年,未能跻入建安诸子而感到遗憾。诗中的“曹刘”指的是曹植、刘桢,自钟嵘以来,一向将他们两人作为建安诗人的代表,在元好问另一首《自题中州集后》诗中,也有“邺下曹刘气尽豪”之句。然而,元好问论历代诗歌,为什么要从建安诗人论起,而翁方纲也盛赞此举为“真诗中疏凿手”呢?
  中国的文学,虽然源远流长,早在周代春秋时期就出现了《诗经》这样洋洋大观的诗歌总集,战国时代就产生了屈原这样千古不朽的伟大诗人,然而,直到建安时代它才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而真正成熟起来。可以说,以前的文学是山野中天然生长出来的野花,到了建安时代它才被移入庭苑,栽于花圃,有许多才俊之士化费毕生的心血去浇灌培养它,使它争妍斗艳,异彩纷呈。
  建安以前,作为中国文学主流的诗辞,都是在诗人心有所蕴、情不自禁的情况下产生的,作者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追求绮思丽藻,以图传世,所以直到两汉乐府、《古诗十九首》,都不著作者姓氏,也没有以诗名家之人。直到建安时代,才涌现了一大批呕心沥血地致力于诗赋并且各具风格、卓然成家的文学之士。这一变化,也导致了文学体裁的转变。两汉时代,文学的主体是铺陈排比、劝百讽一的汉赋。汉赋虽然由楚辞演变而成,但它以铺彩摛文、夸奇炫博为能事,早已背离了楚辞抒情言志、吟咏性情的精神,以至于作为赋家之一的扬雄也称之为“雕虫小技”,而对它表示出鄙夷不屑的态度。文坛这种情况,也就是齐梁时代著名文论家钟嵘《诗品·序》中所说的:“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即洛阳,借指东汉)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到了建安时代,这种兴寄都绝的情形翕然一变,建安文人远继《诗经》、《楚辞》,近承两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创作出了一大批情文兼备、文质彬彬的诗赋散文,而其中尤其以五言诗的成就最大。
  中国最早的诗歌以四言为主,但那时已有五言诗的萌芽。《诗经》中《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甚至全章都是五言的,但那些毕竟还是断章散句,不能称为五言诗。秦汉之间,五言的歌谣已开始在民间流行,汉武帝后这种五言歌谣被大量采入乐府,文人相继模仿,这就是五言诗的起源。但是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或系讹传,或系假托而并不可靠。留传下来的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东汉早期作家班固的《咏史》,但正如钟嵘所说,它是“质木无文”的,直到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的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五言诗才真正成熟。建安诗人普遍采用这新兴的五言诗体,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它的艺术技巧,并且奠定了它在诗坛上成为主要形式的地位。
  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对“诗”字作广义的理解,那么直接继承《楚辞》传统的抒情小赋实在也可属于诗的范畴。在这方面,建安诗人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抒情小赋最早见于张衡的《归田赋》等,但其流行却也是东汉末叶的事。建安时代之前旧的赋颂的传统还很强大,那时抒情小赋虽然已经出现,却不过是正统汉赋的小小陪衬,到了建安诗人手中,它才真正发扬光大,蔚为大国。
  建安诗辞的丰功伟绩,不是一二英豪所能创建出来的。建安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一个群雄崛起、各显身手的时代,当时的文坛,也呈现一派俊才云蒸、英彦霞蔚的气象。居于领袖地位的,是曹操、曹丕、曹植;左右作为他们羽翼的,有所谓“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其次“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真所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诗品·序》)。除三曹、七子外,其声誉著称于时并垂之后世者还有蔡琰、祢衡、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纬等。这些俊才英彦骋其捷足,望路争驱,才将建安诗辞推向极致,创造出一个盛极一时,晖映后世的灿烂局面。
  光辉灿烂的建安诗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昌盛繁荣、生活安定的两汉时期所没有出现的文学蓬勃发展的景象,却产生在这样一个衰乱动荡、流离播迁的战乱时期呢?难道困苦窘迫能使文学家产生灵感和激情吗?其实,若是没有长期富庶稳定的东汉时期为建安文学作准备,建安文学的崛起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东汉时期五言诗和抒情小赋都已经开始流行,所欠缺的只是打破旧传统的契机。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建安诗人们的学养知识也还是来自东汉稳定时的长期积累。此外,若没有建安后半期即三国鼎立后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父子的提倡奖掖,恐怕建安文学的勃兴也是难以形成的。在这一切之后,我们也不能排除衰乱动荡对建安文学所起的作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豪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关于风尚》中就说过:“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们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像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自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这话与齐梁时代的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的说法“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实有相通之处。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2-11-09
蓬莱文章建安骨


  有“谪仙”之称的李白,在唐玄宗天宝末年登上宣州(今安徽宣城县)谢脁楼饯别秘书省校书郎李云时,赋诗一首,中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之语。这里虽然兼以建安风骨和谢脁比喻李云和自己的才情,但也表露了他对建安诗人的评价。“蓬莱”在此处一语双关,一方面是借汉代学者称东汉政府藏书的东观为“道家蓬莱山”的典故指在秘书省(唐代政府贮藏图书秘籍的机构)任职的李云,另一方面无疑也蕴含着将建安诗人譬作蓬莱神仙之意。建安之作挟壮思,怀逸兴,飘然欲飞,有上天揽月之慨,宜其为蓬莱神仙之语。
  李白这首诗中所说的“建安骨”,是“建安风骨”的简称,大抵相当于陈子昂《修竹篇序》中所说的“汉魏风骨”。因所谓“汉”,在建安之前实只包括托称苏武、李陵所作者以及《古诗十九首》等为数不多的五言诗,大多数即为建安之作;而所谓“魏”者,除稍后阮籍等“正始诗人”外,大多也仍属广义的“建安”范围。这些说法,大约都肇始于钟嵘的《诗品》“建安风力”之说,但经陈子昂、李白那样著名的诗人倡导之后,“建安风骨”之说遂成千古不刊之论,也引起了现代许多研究者对“风骨”二字涵义的许多争议。这实在是我们的古人用词不很精确造成的。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说:“两班叙事,得丘明之风骨;二陆裁诗,含公干之奇伟。”其中“两班”,即著《汉书》的班固、班昭;“丘明”,即著《左传》的左丘明。他在这里所用的“风骨”,显然是指《左传》的那种精神、风格。所以后人也有称“建安风骨”为“建安风格”的,如清人冯班说:“五言虽始于汉武之代,而盛于建安,故古来论者,止言建安风格。至黄初之年,则诸子凋谢,止有子桓(曹丕)、子建(曹植),不复赘言黄初体也。”(吴乔《围炉诗话》卷二引)与陈子昂大约同时的李善,则又以“气质”称建安诗体,其《上〈文选〉注表》中有“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这样的话。所以,所谓“风骨”、“风格”、“气质”,其实意思都差不多,至于古人在使用这些词语时所含蕴的具体内容,或者说潜台辞,则又出于他们各自对建安诗风的不同体会和把握而往往不尽相同,但这不同,与他们使用“风骨”、“风格”抑或“气质”来表述则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古人所谓“建安风骨”或“建安风格”大体上指的是什么呢?从李白诗中可以看出,他指的是“俱怀逸兴壮思飞”,也就是建安诗那种高亢昂扬的豪情逸志。陈子昂指的则是建安诗“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大致就是格调雅正、感情跌宕、音调铿锵的意思。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指宋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又说:“汉魏古诗,气象浑沌,难以句摘。”又说:“黄初(曹丕称帝后所用年号)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从他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到他所说的“建安风骨”指的是建安诗的词藻、理义、意味、寄托诸要素浑然一气,彼此间没有痕迹可求的现象。我们可看到,以上诸家的“风骨”之说都与他们自己对诗的喜向趣味有关,立论的角度不尽相同,其所谓“风骨”的涵义自然也并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如果脱离诸家的具体论述而抽象地议论“风骨”,试图得出一个抽象的“风骨”概念,实在是徒劳无益的,其结果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已有的“风骨”诸说之外又添一新说而已。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如还“风骨”以本来面目,把它单纯地理解为精神、风格、气质的意思,反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歧异。
  上述诸家都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或诗论家,可以说都是独具只眼的卓越人物,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建安诗风的把握自然都有其独到之处,都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全面和完整地把握整个建安时代的诗歌风格,区别它与以后历代诗歌的不同。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建安诗歌整体风格的评论,他在《明诗》篇中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里他指出建安诗人在创作上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都能慷慨激昂地披露胸襟、明快磊落地施展才华;抒情叙事不追求纤细周密,驱辞遣词来描写形貌时则追求清晰明快。这是对建安诗歌总体特征所作的最早的评论,也是比较公允的评论之一。
  值得一提的还有宋代范温在《潜溪诗眼》中的议论,他说:“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也就是说,建安诗歌词藻丰富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俚俗,风格高雅遒劲,用语切实而少用对偶,叙事感情充沛而又婉约多姿,最能体现《诗经》和《楚辞》的风格。我们认为,范温对建安风骨所作的这一勾勒,是较为完整和准确的。具有这些特征的建安诗歌被李白誉为“蓬莱文章”,不亦宜乎!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2-11-09
千秋邪正论曹操


  中国小说和戏曲中不胜枚举的历史人物里,恐怕没有比曹操更被丑化得厉害的了。大白脸、三角眼,一出场便抽搐着面颊一阵奸笑,无论哪个剧种的哪本戏里,曹操差不多都是这副德性。将好端端一派盛唐气象弄得一塌糊涂的唐明皇,在舞台上每每博得人们欣赏同情;而将北方的大半壁江山由汉末大乱中解放出来的曹操,却被形容成这副模样,如此厚此薄彼,实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俗话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以成败论英雄固然是人们一种普遍的心态,然而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是,同情弱者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普遍心理。曹操败于赤壁,终于未能一统天下,而相对于吴、蜀来说他又是个处于进攻态势的强者,这不尴不尬的地位大概在很大程度上驱使后世民众的心理天平倾向于吴、蜀一边。三国之中,刘备的蜀汉最弱,他又沾了姓刘的光,自称上继汉统,符合中国人的正统观念,于是自然而然成了最为民众所同情乃至歌颂的对象,而成为他对立面的曹操自然越发不齿于人。
  一种冒充公允的评价是: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评价表面上不否认曹操之“能”,其实仍裁决他为“奸”。这种评价的形成,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朱子语类》中《论文》有云:“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更可笑的是同书另一段话:“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若曹丕诗,但说饮酒。”连曹操诗不单说饮酒而提到周公,也成了他是“贼”的明证!
  说曹操是“奸雄”、是“贼”,无非认定他窃取了汉朝之国柄,挟天子以令诸侯,建立了魏国的政权。然而平心而论,这说法是极不公允的。汉朝的灭亡,桓帝、灵帝时的“党锢之禁”就已种下了祸根。经黄巾军起义到何进召董卓入京,董卓废少帝立献帝时,东汉实在已经倾覆,“国柄”早已丧失。“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各地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广大中原地区实际上已经分裂为彼此攻伐、互相吞并的许多大小不等的政权。割据淮南的袁术则干脆自立为帝,建国号为“仲”。若不是曹操迎取献帝,又先后挫败袁绍、袁术、刘表等等强大的割据势力,那么汉朝早已连表面上的维持也得不到了。这情形正如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连作为曹操政敌的袁术,在他归帝号于袁绍的书信中也这样说:“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可见在当时曹操政敌的目光中他也是存亡继绝的功臣,而不是窃取国柄的罪人。
  《三国演义》中许多渲染曹操酷虐变诈的细节,其原始材料大多出自与曹魏对立的吴国某佚名文士所著的《曹瞒传》。战争状态中敌国之人为对方当政者之祖作传记,有多大可信性,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就是在那篇《曹瞒传》中,也记载着曹操在刚入仕途,任洛阳北部尉时的政绩:“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他以小小一个县尉,竟敢因犯禁杖杀当时灼手可热号称“十常侍”之一的蹇硕的叔父,其不避权贵、刚正不阿的胆量气魄,在那人心浇漓的末世,无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严于律人者,往往并不能严于律己。然而曹操的节俭自律在历代统治者中也是十分突出的。他的后宫侍御,衣不锦绣,履不二彩;所用帷帐屏风,坏了就补缀一下;嫁女儿时用皂帐,从婢不过十人;自己临终时,预制送终的衣服,仅四箱而已,并且遗命:“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
  曹操
  曹操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在历代统治者中也堪称翘楚。以武将而言,他擢于禁、乐进于行伍之中,取张辽、徐晃于俘虏之间,都位至大将。以文士而言,他更是网罗俊彦,领袖文坛,建安七子尽出邺下,“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诗品》)。七子中的陈琳,在投奔曹操前为袁绍典文章,曾为袁绍作檄文骂曹操是“赘阉遗丑”。袁绍败亡后,他归曹操,曹操仅责备他说:“你以前为袁本初作檄文,只表明我的罪状就可以了,声讨恶人止于恶人一身,何必牵连到他的父祖呢?”后即任以记室之重,军国书檄多为所作,且数加厚赐。于此可见曹操的度量。
  曹操的多才多艺也令人吃惊。他除了是卓越的军事家、杰出的政治家和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凡“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而能尽如其意。不仅如此,据稍后的张华《博物志》记载,与曹操同时,安平的崔瑷、崔寔父子,弘农的张芝、张昶兄弟都以草书著称于世,而曹操的草书仅次于他们;桓谭、蔡邕以善于音乐闻名,曹操却在音乐上足与他们匹敌;冯翊山、王九真、郭凯等善于围棋,曹操的棋艺却也不下于他们。以一个南北征战的军事统帅,一个日理万机的执政者,他竟能精通那许多伎艺,并且处处出人头地,这样的一个天才人物,实在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评》中称之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确非溢美之辞。
  就是在对曹操充满偏见的《三国演义》中,写到曹操身亡时,也情不自禁地引《邺中歌》一首叹曹操云:
  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雄谋韵事与文心,群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自古英雄多寂寞,但也很少有人像曹操那样以不世之杰而赢得千秋骂名。还望明眼君子,毋追随这首《邺中歌》所谓的“书生”,厚诬古人于泉下。充满矛盾的怪杰
  作为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个体,每个人身上也许都难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矛盾的地方。然而,即使如此,历史上也罕见像曹操那样集诸多强烈矛盾于一身的人。
  古今中外,有不少诗人上过战场,品尝过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也颇有一些军事统帅在征战之余舞文弄墨。但是在这些已经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人中,真正能像曹操那样兼军事家和诗人的称号而不愧的,却是凤毛麟角,少而又少。这里的缘故是不难想见的,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最重要的品质是冷静镇定,不动感情;而对诗人来说,即使不多愁善感,其感情的奔放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极难同时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然而在曹操身上,这两种矛盾的境界却奇妙地统一在一起了。曹操从初平元年起兵讨伐董卓,大半生多在鞍马劳顿的军旅中度过,正所谓“身亲介胄,务在武功”。就是在那腥风血雨、出生入死的征战生活中,他“息鞍披览,投戈吟咏”(晋袁瓖《上书请建国学》),并且写出如此感人至深的诗篇,那简直是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他在军旅中,“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昼夜之间简直判若两人。
  曹操的严谨和通脱,也都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曹操治事的严格是出名的。他在任洛阳北部尉和济南相时,以执法严厉而使豪强敛迹,属吏震怖;治军时的令出必行也声名素著,他割发代首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除了治下之外,他律己也很严格,所用的帷帐屏风,坏了就补一下再用,临死前坚决禁止以金玉之类陪葬,这对古时的一个统治者来说简直是英国“清教徒”式的了。然而就是这个“清教徒”,却又“佻易无威重”,“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并且“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一个执法严厉,并且在有些地方也律己甚严的人,却又通脱佻达,不拘形迹到这种程度,也是有些令人难以想像的。
  在对待人才方面,曹操无论在诗歌中,在一再下的求贤令中,在招致人才的实际行动中,都表现出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然而同是这一个爱才重才的人,却又毫不手软地杀掉了孔融、杨修、边让、崔琰等等对他有所不满的名士才子,因而又博得一个“妒才”的名声。其中孔融的死,最令人不平。只因他拥护汉朝,多次讥讽曹操,被强加上一个图谋叛乱的罪名处死。后来为了平息舆论,曹操又再次宣示他的罪状,这次不提叛乱了,而是说他有不孝的言论,“败伦乱理”,所以虽已处死而“犹恨其晚”。可是他又太健忘,在几年后自己亲颁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却又命令有司在举荐人才时不要遗漏了“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不啻是拆穿了自己假借不孝之罪来除去孔融的西洋镜。后人说曹操“妒才”也许有些冤枉他,但他绝不允许属下对他心怀不敬却是毫无疑问的。在他《与和洽辩毛玠谤毁令》中强调萧何、曹参对汉高祖“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他有度量“不念旧恶”,甚至延揽“不仁不孝”的人,却不能容忍不恭顺的人,这也实在有些奇怪。难道在他心目中身有傲骨比不仁不孝更可恶吗?因为不仁不孝的人必然不忠,而统治者都首先要求臣民对他忠心不二,故向来提倡仁孝。此外,有睿智大才的人,对事物往往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使他远比一般人更难成为驯服的工具。曹操对人才采取那样的态度,无疑是十分矛盾的。
  曹操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措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之处。曹操从他初任洛阳北部尉起,直到他执政的四十几年中,他的政治措施始终表现出鲜明的法家倾向,正如陈寿《三国志·武帝纪评》所谓“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而法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因时制宜,不守故常,所以反对复古。用韩非子在《五蠹》中所说的话来讲就是“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然而,曹操的政治理想,从他在《度关山》、《对酒》等诗篇中所发的议论来看,却正是要反璞归真,回复到尧、舜时十分原始的社会。虽然诗里也提到“黜陟幽明”即赏善罚恶,但那仅是保证“忠良”、“礼让”的辅助手段。诗中还以“嗟哉后世,改制易律”的话,直接抨击了改变先王遗法的行为。在其他诗篇中他也一再表示出以“仁义”为宗旨的政治理想,以儒家所推崇的周公、伯夷等为自己的榜样,显示了与他执政时“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截然不同的倾向。从他临终前所下遗令中“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的话来看,曹操是将申、商、韩、白的奇策法术作为乱世中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来施行的。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执政者,限于时世,不得不施行与自己政治理想背道而驰的政治措施,他那种矛盾痛苦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引起曹操内心痛苦的,还有在事业上出入进退的矛盾。从他在建安十五年(210)所发布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来看,他始举孝廉时的志向只是“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而已;后来被征为都尉去平定黄巾军农民起义,他的志向更大了,但也不过“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而时世的变化非人所能预料,董卓之难、袁术称帝,一连串的事变使他欲罢不能,终于使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天下霸主。到了这一地步,他确实已骑上虎背,有进无退了。“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他已不得不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来自保了。“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旁。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却东西门行》)他深深怀念着自己曾经“秋夏读书,冬春射猎”的故乡。“心恬淡,无所愒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气出唱》)他也向往闭门潜修长生术的隐士生活,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只能是幻想。他清楚已成为众矢之的自己已经不可能像所羡慕的飞鸟那样“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善哉行》)了。
  然而,在诸多的矛盾中,最使曹操苦恼的也许还得数他的宏图大略与他人生短促的感受之间的矛盾了。国难未已,他的政治理想根本无法推行,更不用说实现了,然而他的生命却在“戎马不解鞍”的征战中渐入衰迈。纵然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是在这“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的形势下只能以“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来宽慰自己。然而,“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即使他能超脱于生死的忧虑之外,却又堕入政治抱负难以实施的忧患之中。即使功业成就又怎么样呢?“会稽以坟丘”,功业赫赫的大禹不还是“终为土灰”了吗?那么人“爱时进趣,将以惠谁”呢?这样他最终还是难以从生死的忧虑中自拔。在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的冲突下,他陷身于这两种对立思想构成的漩涡中痛苦地挣扎着,然而就像“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难逃乌江之厄一样,“超世之杰”的曹操也终究摆脱不了这人类命定的悲剧。
  《麦克白》是英国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英国的莎士比亚研究者赫士特,分析剧中主角麦克白的内心“是猛烈的极端感情的会合,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天性之间的战争。……每种强烈的感情都引来伴随它的、与它相反的感情;各种思想像在黑暗中那样互相推来挤去”。通过内心种种思想和感情的矛盾冲突,莎士比亚将这悲剧人物的悲剧色彩渲染得淋漓尽致。曹操虽然与麦克白有根本的不同,但身上却同样具有激烈冲突的矛盾,当他将那些矛盾的思想感情通过诗歌宣泄出来时,就自然而然使他的诗歌带上了悲凉怆楚的音调。这也是构成曹操诗歌苍莽悲凉风格的主要因素之一吧。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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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著黄金铸曹操


  建安诗歌创作的勃兴,有文学发展内部规律和社会思潮、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原因,但也与当时诗人们所作的大小不等的贡献密切相关。若要为诗人们所作的贡献论功作赏,那么似乎首先得推曹操。
  后人论唐诗的兴盛,往往归功于陈子昂。大文豪韩愈在《荐士》诗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金代诗人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更是称颂道:“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陈子昂对齐、梁以来的卑靡诗风确实起了“横制颓波”的作用,但若以他与曹操的开创之功相较,那我们就更加“合著黄金铸曹操”了。陈子昂对唐代诗歌的贡献,主要是继承了“晋宋莫传”的“汉魏风骨”,扭转了初唐“彩丽竞繁”的靡弱诗风,使“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而曹操对汉末诗歌繁荣所作的贡献却远远不止于此。
  拿四言诗来说,两汉四百年间,作四言诗的文人殊为寥寥。西汉韦孟,所作四言诗曾被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誉为“皆有风雅遗韵”,读来确实与《诗经》之作十分相似,却失去了那种活泼生动的趣味。东汉蔡邕,在当时文坛上声名卓著,所作《述行赋》《青衣赋》等都颇有情致,但所作四言诗却也纯出对《诗经》的模仿,读来味同嚼蜡,令人不敢恭维。曹操的四言诗却异军突起,一扫秦汉以来规行矩步的摹拟之风,或述志,或抒情,或咏史,或议政,莫不纵横自如,气概不凡。刘熙载《艺概》称其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良有以也。唐代名相牛僧孺所作的小说集《玄怪录》中有一篇《刘讽》,写竟陵掾刘讽夜晚投宿夷陵空馆,见六七女郎铺花茵于庭中,环坐谈谑歌咏。所唱歌中,有一首是:“玉产金釭,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缟缤纷,翠眉红妆。王欢转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说其中“邯郸宫中,金石丝簧”二句,“不惟人不能作,知之者亦极难得”。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引用了苏轼的话,然后议论道:“诚然,诚然!孟德英雄,此女贵姬,各言其实境,不受束缚耳!”不受《诗经》句法的束缚,挥洒自如,直抒胸臆,正是曹操复兴四言诗的关键。这话说来容易,实行起来却大非易事。诚如吴乔所言,正因曹操是英雄,气魄自然雄奇,所以只要摆脱绳墨,“言其实境”,便能“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徐世溥《榆溪诗话》)。
  如果说曹操在四言诗方面的开拓,首先是摆脱了《诗经》句法的束缚,那么在五言诗上,其首要的功绩便是题材方面的开拓。自班固《咏史》以来,相继作五言诗的文人有秦嘉、蔡邕、郦炎、赵壹、辛延年等等。《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汉末五言诗的成熟。但在曹操之前,这一新产生的诗体,受其所从形成的民歌的影响,有着比较固定的题材,大抵写思妇游子的离愁别恨和对人生无常的感慨。曹操却用这一诗体创作了描写汉末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薤露行》和《蒿里行》、描写自己率军北上太行山征讨高干的《苦寒行》、描写百姓生活贫困的《谣俗词》等等,使它们成为“诗史”,大大突破了五言诗原来的畛畦。
  作为当时大半个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曹操在处置军国大事的同时,不断写作诗歌,这一事实本身,对促进建安诗歌繁荣所起的作用恐怕也不下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革新。据王沈《魏书》记载,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文集,共达五十卷之多,今之所存不足十一,故明人胡应麟《诗薮》称:“自汉而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他对诗歌创作的喜爱,必然影响到他的子孙,进而又影响到所统治的地区的风气。因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都是出色的诗人并非偶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便将建安时代“俊才云蒸”的局面首先归功于“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
  除了以自己的创作影响子孙下属外,曹操还有意识地延揽文学之士,并鼓励他们从事诗歌创作。仅从曹操赎回蔡文姬一事上,我们就能看到他如何爱护人才。蔡琰是东汉名士蔡邕的女儿,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女。由于战乱,她流入南匈奴,成为左贤王的妻子。曹操得悉她的下落后,不惜重资,将她赎回,另行婚配。使她的《悲愤诗》得以光耀史册。曹操对文学之士的态度,也绝然不同于汉武帝之“俳优畜之”,仅供取乐,而是将他们都安排在相当的职位上,使他们人尽其才。正是他这些怜才、重才的措施,使建安七子等当时最优秀的文人词客全都集中于邺都,形成了“彬彬之盛”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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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心目中的理想国


  作为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曹操在他《度关山》《对酒》两首乐府诗中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在《度关山》的开端,曹操开宗明义地说:“天地间,人为贵。”指出这种人本思想是他的理想国的立国之本。有了这一思想基础后,建立其理想国的首务就是立一个“贤圣”为君王,来“总统邦域”。这个贤明的君王,必须接受“舜漆食器,叛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断”的教训,以侈为大恶,以俭为共德,来避免“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这里“舜漆食器”的典故,出自汉代刘向的《说苑·反质篇》。那里提到:尧为天子,用土碗吃饭,用土瓶饮水,天下臣服。舜继位后,刻木为食器,且饰以黑漆,结果天下有十三国诸侯反叛。除了生活节俭以外,这贤君还必须“车辙马迹,经纬四极”,亦即巡游天下,所到之处“黜陟幽明”赏善罚恶,来保证各地统治者像他一样节俭爱民。由于一人精力有限而天下广邈,在君王之下当然还得有“宰相股肱”来辅佐,并且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爵来分散管理各自的领地。君主铨选那些股肱之臣的标准是“皆忠良”、“咸礼让”以为民表率。而五爵,则必须像君王一样“咸爱其民”,犹如父兄之爱子弟;赏罚分明,广施教化。
  在曹操的心目中,有这样的贤君良臣同心同德,以身作则地提倡礼让兼爱,清廉节俭,并且刑罚分明,就必然在天下建成一个清明太平的理想王国。由于大小统治者都生活节俭而不劳民,再以井田制抵制兼并,百姓必然生活富裕,“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生活富裕,且有君臣倡导,百姓必然“咸礼让”,“无所争讼”,并且敬老爱幼,“斑白(指老人)不负戴”,以至于“人耄耄,皆得以寿终”。礼让之风广被,又有“轻重随其刑”的严明刑法来约束,自然民风淳厚,“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了。这里“冬节不断”是指没有犯人需要被斩首处决。汉律,处决犯人最迟在冬天最后一个月,故云。
  我们可以看到,曹操在《度关山》和《对酒》里所表达的政治理想,主要是来自儒家的。他提出恢复古代曾经实行过的井田制,显然是受孟子恒产论的影响。《孟子·滕文公》中,孟子即曾设计出八家共耕九百亩田的井田制,这样人有恒产,则有恒心去努力生产,以至过上“老者衣帛食肉”的富裕生活。他那以“立君”为建立理想国之首务的思想,也与荀子“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的说法相近。他所提倡的“礼让”、“礼法”,更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然而在儒家以外,曹操的政治理想中又渗有其他诸家的思想,如他强调“刑狱”,强调“轻重随其刑”,是法家的思想特点;其“俭为共德”、“兼爱尚同”的思想又是墨子的主张;其“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的说法又来自《老子》的马不用于(在战场和狩猎场)奔跑,而用来为土地运送肥料了。
  曹操的政治理想,若仅从生活安定、民风淳厚的角度来看,确实是美好诱人的,并且其理论也比较完整,粗看颇有可行性。然而,姑不论社会的发展和分化已使生产单一的井田制万难恢复,其间另有个重大漏洞也使他的理想国不免成为空中楼阁。那就是,他将怎样来保证所立的君主一定是自奉节俭而又不辞辛劳地巡察四方的无私“贤圣”呢?如果这一立论的起点没有保证,那么由此推演出的大臣忠贞、诸侯爱民、百姓无争等等也就只能是理想的理想了。事实上,他虽然自奉节俭,但也不免建筑起“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曾植《登台赋》)的铜雀台,并且尽管他生前一再下《整齐风俗令》、《礼让令》、《内诫令》、《清时令》等等,他的儿子们还是各养门客,一等他撒手西去就骨肉相残起来。兄弟骨肉间尚且视为仇雠,又怎能爱百姓如子弟呢?
  君主一旦“总统邦域”,大权独揽,不用说根本不可能像曹操理想的那样完美,往往还是穷奢极侈,根本不以百姓为念的。所以同样是难以实现的空想,还是老子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更为苦于苛政的人们所憧憬。后世广为流传的乌托邦,不是曹操的理想国,而是陶渊明据老子所述为蓝图而描绘的世外桃源。在陶渊明的桃花源中,人们过着“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生活,彼此间很少往来交际,以至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他们的社会化程度十分低下,然而却“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并怡然自得”。
  后世传说中的理想国大抵滥觞于桃花源。如唐代名相牛僧孺早年创作的小说集《玄怪录》中,有一篇《古元之》,写后魏人古元之偶游“和神国”。这和神国在自然条件上优厚到神奇的程度。如其“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类似得天独厚的地方,多得不胜枚举。然而除却这类神话化的特征外,由其“人无私积囷仓,余粮栖亩,要者取之”,“其人长短妍媸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类描写中,仍可窥见其桃源色彩。此国社会化程度似略高于桃花源,因其已有君有官,然而其“仕官不知身之在事,杂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也”,其“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因而实际上是“无为而治”,形同虚设。



               桃源图(明 王恒)
  明眼人不难看出,无论是源于老子的世外桃源,还是出于曹操的理想王国,无非都是将以往某一历史阶段美化的结果。曹操向往的是传说中周公旦执政的西周初期,老子、陶渊明则进一步向往没有君主,人民“于何劳智慧”,“结绳而用之”的原始社会。
  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力发展了,科技进步了,然而人的欲望也随着膨胀了,社会对人性的束缚也随着增强了,人逐渐沦为社会、自己的欲望的奴隶。人们便会缅怀更加接近自然状态的上古时代,并将它美化。这就像成人总是留恋自己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并将它想像得十分美好一样。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仍时常掀起“复归自然”的思潮,也出于同一缘由。对此,我们不能一概斥为幼稚的空想,因为社会发展虽使人类进步,但也确实使人类丧失许多美好的东西。因此,这一类复归自然的理想虽然不可能完全实现,却也能促使人们意识到并且抵制和减少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病,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健康。
  曹操的政治理想“落后”于老子、陶渊明,当然不是缺乏想像力的缘故。作为执政的统治者,他的理想当然不能像在野的哲学家和诗人那样天马行空,无所羁勒,而只能更加现实一些。唯其如此,他的理想在后世真想有所作为的士大夫那里却也不乏嗣响者。唐代诗人杜甫在慷慨高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时,心目中恐怕也存有一个曹操式的理想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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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薤露行》——汉室的挽歌


  东汉到了桓帝朝,已经如日薄西山,气数将尽了。那时外患内乱,连年不解;天灾人祸,层出不穷。然而其间最为致命的膏肓之疾,还得数宦官、外戚的专擅朝政,以及他们彼此间的争权夺利。桓帝末年,宦官指使人上书告发李膺等著名士人“交结”太学生,结为朋党,将李膺等下狱,牵连的达数百人之多,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到了汉灵帝继位之初,又进一步将这些所谓“党人”大批逮捕处死,死者达数百人。于是士人钳口,宦官更加飞扬跋扈,终于酿成中平元年(184)的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国家垂亡之秋,宦官张让等还说服灵帝每亩田增加税赋十钱,用来修建宫殿,又下诏征发各州郡将木材纹石辇送京城,促使起义军的声势更加浩大。
  张让等等“十常侍”在灵帝朝权势熏天,使他们与外戚间的斗争加剧。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后,少帝刘辨即位,何太后听政,外戚何进乘机谋诛宦官。这个何进本是屠户之子,只因其妹入宫后受到灵帝宠爱,最终被立为皇后,他也就随着青云直上,直至官拜大将军。为了尽诛宦官,何进密召并州牧董卓率领西凉军入京。曹操听说后感慨说:“治宦官之罪,当诛元凶,一个狱吏就足够了,何必召外将入京!如果要将宦官全部杀光,那么这消息必然泄露,何进非失败不可。”果然不出所料,董卓的军队还没有到达,张让等宦官已经得到消息,先动手将何进杀掉,并且劫持少帝出逃。逃到黄河边上的小平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北),司隶校尉袁绍率追兵赶到。混乱中少帝刘辨和弟弟陈留王刘协逃了出来,在黑夜中逐萤火而行,走了几里路才遇到百姓,用露车载送他们回洛阳,途中在北芒山遇到了率领公卿大臣前来迎驾的董卓。
  据《献帝纪》记载,董卓接到他们后,向少帝询问祸乱的经过,少帝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而当时才九岁的陈留王刘协却将经过讲得明明白白,一无所遗,于是董卓就萌生了废刘辨立刘协的念头。
  董卓率军入京,乘何进的部下与何进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互相攻杀的机会,吞并了何进和何苗的部属,于是京城的兵权独揽于董卓之手。不久,他就废少帝为弘农王,接着又将他和何太后一起杀掉,立陈留王刘协为帝,那就是汉朝的末代皇帝——汉献帝。
  董卓既已专擅朝政,遂笼络俊豪,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知董卓必以悖乱丧败,不就职,变易姓名潜逃东归。他回到陈留,变卖家财,招兵买马,又得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助,遂合义兵五千人。不久,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京城中三公的名义,致书各州郡,历数董卓的罪恶,望举义兵为国靖难。于是在初平元年(190)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川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以及曹操等同时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将西图董卓。
  这年二月,董卓在以疑兵之计击溃了河内太守王匡的泰山兵后,胁迫献帝撤离洛阳,徙都长安,以避关东联军之锋芒。在西迁时,他焚烧了洛阳的宫室宗庙和民居,发掘了东汉历朝的陵墓,将整个洛阳城平为一片废墟。他还强迫洛阳城内外的百姓随军同行,沿途死亡枕藉,积尸盈路。至此,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全中国的千万百姓沦陷于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混战的浩劫之中。
  这一汉末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曹操的一首乐府诗《薤露行》中,以简练笔墨慷慨沉痛地描写了出来: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智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已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诗中以“沐猴而冠”来讥刺“智小谋强”的外戚何进。何进谋诛宦官时,何太后不从,其弟何苗也受贿劝阻。当时,为首的一些宦官曾到何进府中谢罪,袁绍曾劝他乘机捕杀,但何进临事犹豫,坐失良机。诗中“犹豫不敢断”句,指的就是这一件事。“白虹贯日”指的是董卓毒死被废为弘农王的少帝刘辨一事。《后汉书·五行志》注:“虹贯日,天子命绝,大臣为祸。”而在少帝被毒死后,史书上也确有“白虹贯日”的记载。诗的末句“微子为哀伤”,运用殷朝微子的典故,表达了作为汉朝旧臣的诗人看到化为废墟的洛阳城时慷慨赋诗的悲痛心情。史书记载,周武王灭殷商后,封殷纣王的兄弟微子于宋。后微子朝见武王,途经殷朝故都,看到往日的都城已平为旷野,上面长满了庄稼,就作了一首《麦秀》歌来抒发对故都的哀思。这里曹操以这典故来表示自己作此诗的命意和心情,言简意赅,十分切贴。
  《薤露》是乐府旧题。“薤”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叶细长似韭菜,其鳞茎如蒜而小,可食。古人以薤叶上的露水容易消失来比喻人生短促,故以《薤露》作为送葬的挽歌。曹操用这挽歌的曲调来谱写汉末的这一段史实,实在是既十分大胆而又极其允当的。在这汉室挽歌的发端,诗人开宗明义地揭示:汉室至廿二世实已倾覆,而促使它倾覆的就是“所任诚不良”。用人不当,所任非人,这就是诗人所总结出来的导致汉朝败亡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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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里行》——百姓的挽歌


  《蒿里》与《薤露》一样,也是汉代乐府相和歌中用为挽歌的旧调。“蒿里”本为地名,在泰山南面,中国古代有人死灵魂归于蒿里的传说。蒿里作为冥府幽都的地位,后世为四川之丰都取代,所以现在就罕为人知了。然而,至少在唐代,民间传说中主管鬼魂的还是泰山府君而不是丰都的十殿阎王。这可以晚唐小说集《纂异记》中的一篇《浮梁张令》为证。李玫的这篇讽刺小说,写浮梁县令张某因贪酷致富,在任满赴京调选途中遇一黄衫人,疑为宦官手下为宫中罗致珍奇花鸟的“弋罗使”之流,因而进酒置肴以市恩。不料黄衫人为冥府捕送鬼魂的阴吏,且其死籍上高居第一名的就是这“前浮梁县令张某”。黄衫人感激张令的酒肴,教他去华山西岳庙贿赂华山府君金天王以免死的方法。张令依言,果得延寿五年,但这贪酷成性的张令事成后竟企图将许给金天王的二十万纸钱赖掉,终于仍旧暴亡。文中黄衫人向张令介绍自己的任务时说道:“泰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俾某捕送耳。”可见那时人们还认为人死后灵魂的归宿是在泰山。
  《蒿里》与《薤露》虽然同为挽歌曲调,但彼此又有区别。《薤露》是王公贵族出殡时所用,《蒿里》则用于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两相配合。据说唱时由一人领唱,数千人和而歌之,场面是相当悲壮的。曹操用王公贵族出殡的挽歌《薤露》作诗来悼念汉室之倾覆,又以庶人出殡时用的《蒿里》作了一首诗歌来抒发百姓遭殃、生灵涂炭的悲哀,与那两个旧调的原意仍相联系,思虑甚周。
  从《蒿里行》所叙的历史事实看,它与《薤露行》也是相继相承,关系密切的。相对于《薤露行》写朝廷发生的事变,它所叙述的是同时及稍后关东联军之间的纠葛及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灾祸。
  初平元年(190),函谷关以东的各郡守牧,纷纷发兵讨伐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董卓。联军公推最得人望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进军洛阳,匡扶汉室。当时,在陈留招募了五千兵卒的曹操也踊跃加入了讨卓联军。
  大军云集,本当挟雷霆万钧之势戮力共进,奋力一击,然而身为盟主的袁绍却怀有私心,迟疑不进,上行下效,其他诸州军马也驻足观望,造成“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三国志·武帝记》)的局面。曹操曾愤慨地责备诸将帅说:“我们的大军是因忠义而发动的,现在却迟疑不前,令天下人大失所望,我为诸君感到羞耻!”但诸人各怀异心,无动于衷。不久,联军内部的刘岱和桥瑁,公孙瓒和韩馥就互相火并,自相残杀起来,一度声势浩大的讨卓联盟就此虎头蛇尾地分崩瓦解。袁绍与韩馥曾企图废掉献帝,立幽州牧刘虞为天子,以此扩大自己的影响;袁绍的从弟袁术数年后在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则干脆自立为帝。讨伐董卓演变为内部的自相攻伐,匡扶汉室变化成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关东广大地区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之中,使本来没有遭受董卓之祸的更多百姓陷入了腥风血雨、惨极人寰的战乱之中。
  曹操的《蒿里行》即概括地描写了发生在关东的这一场浩劫: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以四句为一段,共分四段,形式十分整齐。第一段概括当时形势,借用周武王伐商纣的典故,表示关东兴兵是为了讨伐倒行逆施的董卓。“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省孟县南,是武王伐纣时会合八百诸侯的所在。第二段写义军内部貌合神离,由观望不前而终于自相戕残的情形。第三段以袁绍、袁术兄弟为代表,描写了义军瓦解后诸侯割据,连年征战,殃及百姓的情景。第四段则着重描写上段末句“万姓以死亡”的具体状况,最后归结到诗人作此诗时的悲痛心情。全诗遣词质朴,不事雕绘,而感情真挚深沉,悲天悯人,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雄阔远大的气象。
  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曹操作为一代奸雄已是少长皆知的定论。戏剧舞台上许多优秀艺人的生动表演,更使曹操大白脸的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读了这一首《蒿里行》,我们对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当有一个更加真切近实的了解。正如明人谭元春《古诗归》中对此诗的批语所说:“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
  这首《蒿里行》与《薤露行》相互配合,从朝野两个角度具体描写了发生在汉末的历史大事,因而明人钟惺誉之为“汉末实录”、“诗史”。在杜甫之前,曹操是第一个以其诗被誉为“诗史”的诗人。
  《蒿里行》和《薤露行》还开创了以乐府旧调来谱写时事的新体裁。由于曹操的倡导,建安诗人相继仿效,这一体式流行一时,到唐代进而发为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及元、白的新乐府运动。曹操在诗歌史上的这一创举也是值得我们大书一笔的。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2012-11-09
悯恤战士的《苦寒行》


  官渡一战,袁绍所部溃不成军,袁绍气得发病呕血,两年后就病死了,由小儿子袁尚率领他的军队。曹操率军乘胜追击,连下仓亭、亳州等地。建安九年(204),曹操攻下袁绍的根据地邺城(今河北临漳),袁绍的外甥、并州牧高干向曹操投降。次年,曹操攻破南皮,杀袁绍的长子袁谭,占据冀州。袁绍的次子袁熙、幼子袁尚投奔辽西乌桓,勾结乌桓兵马侵扰中国边境。曹操出兵出征乌桓,高干便乘机叛变,派兵据守壶关口(今山西长治县东南)。曹操闻讯,派遣大将乐进率军讨伐,高干退守壶关城。建安十一年,曹操亲自率军从邺城出发征讨,高干向匈奴求救,匈奴畏惧曹操强大,不敢答应。曹操围攻壶关城,破之。高干败逃荆州,途中为人所杀。
  曹操在从邺城出发到壶关时,必须经过太行山。太行山上的坂道萦曲如羊肠,故当地人即称这些坂道为羊肠。这些羊肠坂道险要无比,自古以来就为用兵者注目,《史记·蔡泽传》上就有“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的记载。加上曹操率军越太行时正是隆冬季节,这就使他们在攀登那崎岖险峻的羊肠坂道时更为艰辛困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操创作了乐府诗《苦寒行》。


  
               曹操官渡破袁绍
  据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苦寒行》的曲调是“晋乐”,是先有曹操这首诗,而后才有曲调的。然而据史书记载,曹操长于音乐,与当时的擅长音乐著称的桓谭、蔡邕不相上下;并且他“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则此曲的曲调很有可能就是他首创的。因此诗首句为“北上太行山”,故这一乐府曲又名《北上行》。其辞云: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全诗二十四句,可以分为六段。凡诗人描写寒冷,一般总是从风雪写起,这首诗的第一段四句却先写太行山之险峻。“巍巍”言其高,“诘屈”写其曲折坎坷,以至于辎重车辆的轮子都因而毁坏。第二段“树木”以下六句,继而描写风雪寒冷和环境的险恶。这段前两句写风,却又先说“树木何萧瑟”作为衬托,然后才写“北风声正悲”。既然北风悲号,则已有雪意,却又不立即写雪,先写野兽尽现,谷无居民。古谚说:“山居趁坳,泽居趁突”,就是说山中的居民集中在溪谷低洼有水的地方,沼泽的居民集中在突起干燥的地方。现在则“溪谷少人民”,连溪谷中都罕有居人,那就简直是没有什么居民了,毋怪乎熊罴昼现,虎豹夹路,野兽横行了。写了罕有居民,无可躲避,再转而写雪,就更突出了行军的寒冷艰苦。第三段“延颈”以下四句写诗人在这道路艰险,气候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不禁叹息忧郁,而有“东归”之念。曹操世居谯郡(今安徽亳县),地处太行山东,所以说“东归”。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2012-11-09
碣石山上的绝唱


  与堂弟王导共同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的大将军王敦,素来以豪爽高朗著称。在《世说新语》中有多处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轶事遗闻。据说他一度荒淫好色,他的下属规劝他节制。他听了回答说:“那很容易。”立即就打开后阁的门户,将几十个姬妾全部驱赶出去,任其所之。其豪爽也如此。这位豪放爽朗的大将军,他最欣赏折服的诗句就是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据说每次喝酒之后他都要高声地反复吟诵这几句诗,一边用玉如意叩击唾壶打节拍,以至“壶口尽缺”。
  令王敦如此击节赞赏的这几句诗出自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组诗。建安十二年(207)五月,曹操率军北征乌桓,虽然途中履危蹈险,历尽艰辛,但取得了“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的巨大胜利,一举解除了以后南征荆、楚的后顾之忧。同年九月,他凯旋南归,途经位于现在河北省昌黎县北的碣石山时,他登临观海,写下了千秋传唱的《步出夏门行》组诗。这一组诗,在作为序曲的“艳”后有四“解”,亦即四章,后人取各章首句中的辞语分别称之为:《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或《河朔寒》)、《龟虽寿》。在这四章中又以《观沧海》、《龟虽寿》二章最为著名。王敦所欣赏的那四句就出自《龟虽寿》中。
  《观沧海》写诗人登临碣石;眺望大海时所见到的雄伟壮丽的景象。诗人在诗章的前半部分点题直起,用平顺、白描的手法描绘出一幅静中寓动、生机勃发的景象: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这一段写得轻松舒展,读来有行云流水之感。接下去诗人笔锋陡然一折,顿时风云变色,化疏朗为雄奇: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被劲吹的秋风所激起的汹涌波涛,也激起了豪情满怀的诗人对大海的礼赞:大海,你是多么的博大壮丽!日月如同在你的怀抱中跳掷,星辰一似在你的胸膛下出没。那后面被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为有“吞吐宇宙气象”的四句,表现出诗人瑰奇的想像、雄大的气魄和广博的胸襟,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
  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曹操诗歌那种凝练质直而又跌宕起伏的特点,在这一《观沧海》诗章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与这章寓胸襟感慨于景物描写中的《观沧海》不同,在《步出夏门行》的第四解《龟虽寿》中,曹操转而以富于理趣的笔墨直接表述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对人生的思考。这一诗章的开头四句,诗人用两个富于神话色彩的比喻来说明人生不免一死的观点: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神龟和腾蛇都是传说中的神奇动物。然而,神龟虽以长寿著称,却也有寿尽身死的时候;腾蛇虽有乘雾飞腾的神通,却也难逃化作灰烬的命运。神物尚且如此,那么平凡的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人的生命虽然短促,具有雄心壮志的诗人却并不因此就消极颓唐: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如同良骥纵然年老力衰、伏于枥下而仍想驰骋于千里关山,胸怀壮志的诗人纵然迈入暮年也依旧豪情不减。连同前面,一连三个比喻,正反相形,最后逼出全诗的中心“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使它格外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正所谓龙行虎步,句挟风雷。毋怪乎豪爽如王敦,也要反复吟咏,击节赞叹了。
  《魏武帝集》书影
  人生短促和壮心不已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诗人在这个矛盾面前并没有裹足不前,而是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对这一矛盾铸成一切伟大人物的悲剧命运发起了挑战: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颐之福,可得永年。
  生命的长短不完全是命运决定的。依靠保养身心,人们仍然可以延年益寿,以此实现自己未竟的壮志。这一节议论以相对前文较为舒缓的节奏,表现出一种深沉顿挫的乐观精神,与后来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篇诗章以一连串形象丰富、生动妥帖的比喻,引出诗人一番情理交融的议论,达到了哲理与诗情的高度统一,无疑是《诗经》以来的一大创新。所以沈德潜论此诗“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陈祚明也称它“名言激昂,千秋使人忼慨”,“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词,故是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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