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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风骨 作者:李宗为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40楼 发表于: 2012-11-09
《七哀》的命名


  在建安时代的乐府诗中,有以《七哀》命名的一种。顾名思义,就知道以这一诗题命名的乐府诗是倾诉哀怨的,然而,为什么不叫“六哀”、“八哀”,而要叫作“七哀”呢?这也是一个诸说纷纭的问题。
  西晋诗人张载说《七哀》诗之“七哀”是指“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耳闻而哀,目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等七种悲哀,在《七哀》诗中,咏的是一件事,但这“一事而七情具”,所以称“七哀”。这种解释虽然因起源较早而为唐代注《文选》的吕向、宋代诗论家葛立方等奉为圭臬,但我们若不盲从古人,以古为贵,则不难看出这一说法之牵强附会。张载所列的七种悲哀实际上只是一种悲哀在人身上引起的七种反应,而任何悲哀都会引起这些反应或更多的反应。相比之下,元人李冶在《古今黈》里的说法比吕向更胜一筹,他说:“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爱恶等悉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也就是说,人本有七情六欲,《七哀》诗的悲哀大到排挤掉了其他六情,使本为七情之一的悲哀囊括了人原有的七情,所以称之为“七哀”。此说虽然胜过张载的解释,但似乎仍不能令人满意,现在有人提出“七”是形容悲哀之多而不是一定的数字,有人认为“七”是指诗篇作为歌辞分作七解,都不采用张载及李冶的说法。
  现在的那两种说法,虽然比以前的两种更近情理,但也都有不足之处。在形容不确定的数量时,古人便用“三”或“九”,不见另有用“七”之例。在枚乘《七发》之后,辞赋中有“七”一体,如张衡的《七辞》、崔驷的《七依》等等,就是曹植也作过一篇《七启》,但那里的“七”也还是个确定的数字。如曹植的《七启》就假托一个“镜机子”对另一个“玄微子”论述饮食、容饰、羽猎、宫馆、声色、友朋、王道等七个方面的妙处,其他“七”体辞赋也莫不如此,所以说《七哀》之“七”仅用以形容悲哀之多,那是缺乏旁证的。至于说《七哀》因分为七解而得名,根据的是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但在梁昭明太子的《文选》中,《七哀》诗被列入“哀伤”类诗,而不入乐府,可见此诗被分作七解谱入歌曲是后起的事,不能用来作为当初命名的解释。
  葛立方《韵语阳秋》说:“《七哀》诗起曹子建,其次则王仲宣、张孟阳也。”后人一般沿袭其说。然而,王粲的《七哀》诗写的是初平三年(192)董卓余党李傕、郭汜作乱长安时他逃离长安,绕道西北边地到荆州依刘表的一系列经历,当写在此后不久。当时,曹植还刚出生。所以首先写《七哀》诗的应是王粲。王粲的《七哀》诗,在《文选》中保存了两首,在《古文苑》中收有两首之外的另一首,因此今天能见到的共三首。笔者推测,王粲《七哀》诗本来或许共有七首,分咏他那番经历中七种可哀的事,因此以“七哀”为题。在长期的流传中,他的七首诗佚为三首,曹植模仿他所作的更只剩一首,这才使“七哀”的诗题没有着落,引起了种种不同的议论。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测而已。从梁元帝萧绎《金楼子·杂记篇》中“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存者一篇”的记载来看,这一猜测或许并非无稽之谈。
  王粲的三首《七哀》诗是他诗作中颇有代表性的力作。在排列上,现在的各种集子都将《文选》中的两首列在第一、第二,而将《古文苑》的列为第三首。但以笔者之见,《古文苑》那首写边城的在次第上应是《文选》两首之间的作品。这样的话,王粲这三首诗,第一首写的是李傕、郭汜乱长安时,诗人逃离长安所目击的白骨蔽野、饥妇弃子的情景;第二首写的是他因中原不靖,绕道(譬如说由斜谷关经汉中)入荆,在边地所见的“百里不见人”、“子弟多俘虏”的凄凉景象;第三首则写他羁留荆州时的悲哀心情。这三首诗中,最为人著称的是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这首诗明白如话,直诉胸臆,使所述更加亲切感人。其中“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六句,以一个母亲忍痛弃子的悲惨场面,以小见大地形象地反映了这场兵祸的惨毒,被不少诗论家认为是杜甫“《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清沈德潜《古诗源》)。诗结尾四句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梁元帝萧绎《金楼子·捷对篇》中,即有这样的记载:“宋武帝登灞陵,乃眺西京。使傅亮等各咏古诗名句。(傅)亮诵王仲宣诗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这两句诗的妙处在于自然妥帖而又含意深远。诗人避乱远离亲友所在的长安,在登上灞陵向远处的长安望上最后一眼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灞陵又是汉代处于太平盛世时期的汉文帝刘恒的陵墓,登上他的陵墓,自然会使人缅怀那鼎盛的文、景之治,再回首遥望长安目前的惨酷景象,那心里头的滋味是不言自明的。平静稳妥的叙述下,隐藏着无穷尽的感慨,简直是深不可测的大海,毋怪乎清代的王夫之在其《船山古诗评选》中,甚至认为“‘南登霸陵岸’一转,取势平远,则非杜(甫)所及也”。末二句中的“《下泉》”是《诗经·曹风》中一首诗的篇名。这首诗据《毛诗序》所说,是写曹国人因“不得其所”而思念贤明君主的,因此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说:想起《下泉》诗的作者,不由与他同样为没有贤明君主而伤心哀叹,肝肠摧裂。
  曹植的《七哀》诗现在只留存一首,它在诗题上袭用王粲的诗作,题材与风格却相去甚远。王粲的三首诗以叙述自己的经历为主,但也有对主观感受的描写,特别是其中“荆蛮非我乡”一首,中间有大段文字通过对景物的铺陈来描写自己的忧思。曹植《七哀》诗却描述了一个被丈夫所弃的妇女哀怨之情,大抵是汉乐府中怨妇类题材的写法,然而所表述的却是诗人后期在政治上被遗弃的哀虑心情: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自云客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沈德潜《说诗睟语》称曹植诗“极工起调”,这首诗的起调则尤其不凡。清人王夫之扬丕抑植,对曹植的诗抱着很深的偏见,独对这首诗的开头二句称颂备至,称其“可谓物外传心,空中起色”。这两句诗的妙处在于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意蕴深远。一方面,那明月的凄凉色彩给全诗染上一层凄清的基调,亦即所谓“空中起色”;另一方面,月光的徜徉徘徊,又正是思妇彻夜不眠哀思萦回的写照和见证,亦即所谓“物外传心”。“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将远行不归的丈夫譬作路上飞腾远飏的轻尘,将自己喻为水中沉积不移的淤泥。尘土和淤泥本是一物,但因所处不同而浮沉异势,会合无时。这一譬喻可谓是新颖而妥帖。结尾四句也是于平易处生波澜的神来之笔。在会合无时的情况下,那思妇只能以幻想来安慰自己:化作西南风,飞度关山,投入丈夫的怀抱。然而,她思绪一转,又不禁想道:即使她真能化风相从,那忍心十年不归的丈夫会张怀收纳吗?要是不收纳,她将怎么办呢?于是,那可怜的聊以自慰的幻想也破灭了。
  清人刘履,在《选诗补注》中认为诗中的思妇是曹植的自喻,那离弃思妇的丈夫则指本为同胞骨肉的魏文帝曹丕。据诗中“愿为西南风”句,他认为这首诗作于黄初四年(223)曹植自鄄城王改从雍丘王时。因为雍丘在今河南省杞县,正在魏都的西南方。刘履的推测应当说是令人信服的。
  曹植《七哀》诗虽然在形式上采用接近汉乐府的格式,但有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即诗人在诗中作了叙事角度的转换,采用了二元的叙事角度。此诗共十六句,前六句的叙事人是一个由诗人变化而成的全知型的人物,后十句的叙事人则是诗人所虚构的那位弃妇。在汉乐府中,像《上山采蘼芜》、《白头吟》等弃妇诗,都是以弃妇为第一人称来写的,亦即叙事人是虚构的弃妇;《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则是以第三人称亦即诗人作为全知型的叙事人所作的思妇诗。它们的叙事角度都是统一的。这一叙事人由一元演变为二元的变化在叙事文学中是十分重大的改变。要是我们知道,直到上一世纪末,德国著名小说家郭特夫里特·凯勒在创作他那举世闻名的小说《绿衣亨利》时,还曾因其中既有第三人称的叙述,又有虚构人物亨利第一人称的长篇叙述而感到极度不安,直到本世纪,现代叙事文学那种叙事人亦即叙事角度的变换才被普遍认定是符合美学规范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曹植《七哀》诗中这一不太引人注目的创造具有何等巨大的胆魄和多么重大的意义!
  由于曹植《七哀》诗的重大成就,后世产生了以他这首诗的第一句“明月照高楼”为题的乐府诗。唐代诗人雍陶的乐府诗《明月照高楼》,就在所述内容以及叙事角度的变换上全都模仿曹诗:  
  朗月何高高,楼中帘影寒。一妇独含叹,四坐谁成欢。时节屡已移,游旅杳不还。沧溟倘未涸,妾泪终不干。君若无定云,妾若不动山,云行出山易,山逐云去难。愿为边塞尘,因风委君颜。君颜良洗多,荡妾浊水间。
  诗中以云、山之喻来取代曹诗中的尘、泥之譬,用化作“边塞尘”的愿望来代替曹诗中“愿为西南风”的幻想,虽然别出机杼,但终不如曹作之自然妥帖。
  自王粲、曹植的《七哀》诗之后,唐诗人杜甫复有《八哀》诗,宋代司马光有《五哀》诗。但杜甫之《八哀》,所哀的是同代李光弼、严武等等八人;司马光《五哀》,也咏历史上屈原、李牧等等五人;则他们的诗题虽与《七哀》相类而实质上却与王、曹之作都大相径庭了。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41楼 发表于: 2012-11-09
刘桢及其《赠从弟》


  建安诗歌,以“梗概而多气”著称,而在建安七子中,其诗又以气盛见称的则是刘桢。早在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就说:“刘桢卓荦褊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也有“公干(刘桢字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的话。钟嵘在《诗品》中,对刘桢诗歌的特点有更详细的评论:“魏文学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
  尽管钟嵘对刘桢诗歌的评价已经非常高了,只是认为它们在辞句的雕琢润饰上略有不足,以至于显得“气过其文”,然而清人陈祚明仍以为“此言未允”,认为刘桢诗在修辞和骨气上都尽善尽美。他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论述道:“公干诗笔气俊逸,古而有韵。比汉多姿,多姿故近;比晋有气,有气故高。如翠峰插空,高云曳壁,秀而不近。本无浩荡之势,颇饶顾盼之姿。”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是很难用现代文论中源出西方的术语来解释的。在用以评论诗文时,它与“气势”的意思相近,故有气势充沛、风格雄壮的意思。因此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公干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后世诗率不越此两宗。”而在另一处又说:“刘公干、左太冲诗,壮而不悲。”从这里可以看出,诗文的“气”与风格上的“壮”,“情”与风格上的“悲”,有互为表里的关系。刘桢诗以气胜,故壮而不悲;王粲诗以情胜,故悲而不壮;曹植诗气、情皆胜,故兼有悲、壮二体。
  中国古代衡文,很注意作者性格与作品风格的联系。谢灵运将刘桢诗文特点归因于他是“卓荦褊人”,刘勰也将他为人“气褊”作为他诗文“言壮而情骇”的原由。所谓“褊”,在这里指性急,亦即任性使气的意思。从史传中所记载的刘桢平视甄氏以及在因此获罪后仍然略不屈服的故事中,颇能表现出他倔强梗直、任性使气的性格。
  在晋人所著的《典略》、《文士传》中都有这样的记载:在刘桢与徐干、应玚等人一起任从属于五官中郎将曹丕的五官将文学时,有一次曹丕与诸文学一起喝酒喝得高兴,忽然命夫人甄氏出来拜见诸文学。甄氏受命出拜,座中其他人都离座伏地,不敢仰视,唯独刘桢依然大模大样坐着,平视甄夫人。对这件事,曹丕倒没有介意,其父曹操听说后却很恼怒,以“不敬”之罪将刘桢发配去服劳役。过了一个时期,曹操故意去服役的地方探看他。刘桢当时正在磨一块石头,见曹操近前,他仍头也不抬地箕踞磨石,不动声色。曹操一语双关地问他:“你这块石头怎么样?”他回答说:“我这块石头产自荆山悬崖的顶端,外有五色花纹,内有卞氏宝玉,天生禀坚贞之气,受自然之性,因此磨它不会使它更加莹洁,雕它也不能使它更加美观。仔细观察它的纹理,屈曲纡绕而不能伸直。”曹操听了他这一番不屈不挠而又机智巧妙的话,不由哈哈大笑,当场就赦免了他,使他官复原职。后来曹丕也问他:“你为什么要不遵守法令条文呢?”他回答道:“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平庸渺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在的法律过于苛刻细密。”公然指责当时的法律而没有丝毫“认罪”的表现,其顽固不化真可以与石头比美了。他没有因认罪态度不好而罪加一等,反而获得赦免,看来当时的法网毕竟还是相当宽疏的。
  这样一个倔强任性的人,写起诗文来必然不会在文采上雕琢润饰,也不会在感情上过于缠绵,从而使他的诗文具有一种清峻硬朗的风格。
  刘桢现存的五言诗只有十几首,然而其中颇多佳作,如《公宴诗》描写月下的西园景色,笔致清新脱俗;《赠徐干》可能作于“不敬被刑”之际,直诉胸臆,羌无故实,然而朴质沉顿,一往清警。《赠从弟》三首也是刘桢诗中极有特色的名作。与其他赠诗之抒情叙事不同,刘桢在这三首诗中分别描写了水中的蘋藻、山上的劲松和徘徊的凤凰,以不断被水流冲洗的蘋藻来比喻从弟品质的洁净,以不畏风霜的劲松来比喻从弟本性的坚贞,以羞与黄雀为群的凤凰来比喻从弟志趣的高远,所用的纯粹是后来齐、梁时咏物诗的手法,开后世咏物诗之先河。
  刘桢的三首《赠从弟》诗是这样的:
  泛泛东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华叶纷扰溺。采之荐宗庙,可以羞嘉客。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
  第一首描写蘋藻。首二句先铺叙蘋藻的生长环境;三四句点出蘋藻,并对它美好的外形略作描绘;五六句写人们对蘋藻的重视;七八句以园葵衬托,突出蘋藻受到重视是因为出自深泽不易采集的缘故。第二首描写松树。前四句以松、风对写,突出松树之不畏阻挠;五六句在风外又添出冰霜,点醒松树之端直不挠,正气凛然;七八句将松树之不畏风寒归因于它的“本性”端正。第三首描写凤凰。首二句表明其居处之清高,中四句强调凤凰因羞与黄雀为伍宁愿不辞勤苦地奋翅高飞。七八句以期待圣明君主作为收束。
  《赠从弟》三首颇能表现出刘桢诗“仗气爱奇”、“壮而不悲”的特色。从诗意看来,刘桢这一“从弟”当是个未获人君赏识的隐士,诗人不悲悯其郁郁不得志,也不叙述其身世出处,却写了这三首分别以蘋藻、松及凤凰为描写对象的诗,通过以物喻人的手法从三个角度赞誉这位从弟的品质,兼及他的处境,其构思真是奇而又奇。三诗分咏三物,又于三物中突出某一种可与所赠对象类比的品格而不屑作琐细的镂绘,王夫之誉为“短章有万里之势”,其气魄之宏大亦有足称者。同时,这三首诗也暴露了刘桢诗“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的不足之处,如清人宋长白就曾在其《柳亭诗话》中指出这三首中“岂无园中葵”、“岂不罹凝寒”、“岂不常勤苦”三句在句法上的重复雷同。在同时赠给同一人的二首诗中,竟出现这样彼此类似的句子,确实给人一种粗疏的感觉。陈祚明论其诗“笔气俊逸,善于琢句”。“笔气俊逸”则极是,“善于琢句”却未必焉。
  前面已经提到,这三首诗可以视为咏物诗之先声。正因为是先声,故若纯以咏物诗衡量它们,应当说是有所不足的。王夫之在《薑斋诗话》之末,对咏物诗有一段极出色的评论。他认为,咏物诗若“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只有“即物达情”,既贴切所咏之物,而又“句皆有意”,才“如九转还丹,仙胎自孕”达到点铁成金的境界。他又以佛家“现量”(心识所量之境悉现于前)、“比量”(所量之境不现于前,比于己知者而知之)、“非量”(似现似比,量之有谬误者)等“三量”作为比方,说:“唯‘现量’发光,为依佛性;‘比量’稍有不审便入‘非量’;况直从‘非量’,中施朱而赤,施粉而白,勺水洗之,无盐之色败露无余,明眼人岂为所欺耶?”以这一标准来衡量《赠从弟》三首,虽非“非量”,亦犹为“比量”,而未臻最上乘的“现量”境界。因为这三首诗比喻之意太显露,对所咏之物的描写也太空疏。但作为咏物诗之先声,这三首诗在中国诗史中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地位。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42楼 发表于: 2012-11-09
一雁云中独唳秋


  清代诗论家张玉谷作论古诗绝句四十首,其中第十八首云:  
  《公宴》诗篇开应酬,收罗何事广萧楼。德琏别有超群笔,一雁云中独唳秋。
  诗中的德琏,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应玚(字德琏),末句一言双关,既借代应玚所作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又表示应玚此诗不同于同时其他应酬性的《公宴诗》,在当时犹孤雁之鸣。在其《古诗赏析》对应玚此诗的赏析中,张玉谷进一步说明那第一层意思:“魏人《公宴诗》皆累幅颂扬,开后来应酬恶派,独存此作,未坠古音。”张玉谷以四十首绝句纵论自古以来的古诗,其中论建安七子的仅仅一首半。一首即上面所引论应玚此诗的。另一首“《饮马长城》绝唱双,陈琳宁肯蔡邕降”是合论陈琳与蔡邕各自所作的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的,所以只能算是半首论建安七子的绝句。张氏于应玚此诗如此垂青,其理由就是此诗能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虽是“公宴诗”一类,却没有歌功颂德的应酬习气,并且宛转深至,如雁鸣云中,构思之巧,堪称独步一时。可惜应玚的其他诗作大都平平,否则其名当凌越王、刘而与曹植比肩了。
  《侍五宫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从诗题上看,是应玚为曹丕在建章台的宴会所作,故属于“公宴诗”一类。“五宫中郎将”指曹丕,曹丕在建安十六年(211)被任为五宫中郎将兼副丞相,置官属;至建安二十二年即被立为世子,而应玚也在这一年去世,故此诗一定作于这几年中。曹植集中有《送应氏》诗二首,黄节等定其作于建安十六年植从操西征马超途经洛阳时。植诗中有“我友之朔方”之语,与应玚此诗中“往春翔北土”合若符契,故此诗之作,当即在建安十六年之次年,即建安十七年。
  张玉谷在《论古诗四十首》中以“一雁云中独唳秋”来借代应氏此诗,是因为应玚在这首诗中用雁之流离失所来比喻自己之未获“良遇”。全诗共二十八句,前半篇十六句,全然用比喻的手法通过一只孤雁南北徘徊的描写来写诗人自己的境况与心情;至后半篇,才转入写曹丕的宴会及诗人与会的欢喜之情。全诗的妙处是在前半篇的那十六句中:  
  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简珠堕沙石,何能中自谐?欲因云雨会,濯翼陵高梯。……
  首二句在代雁为词前先描写雁鸣之哀,以一“哀”字贯串全篇。接下去三四两句就以乐府诗中常用的借问的方式来引出雁的回答。自第五句起到十六句止,都是雁的自述。其中“简珠”就是大珠的意思,诗人以比喻雁兼喻己,砂石则用以比喻没有大志的庸人;后李白诗中曾师法此意而有“简珠去砂砾”之句。张玉谷称赞这两句诗道:“‘简珠’二语,喻中之喻,而占身分者在此,祈鉴察者亦在此,不特用笔奇幻也。”诗人在这半篇诗中,不仅代雁为词,妙在又在雁的自述中写出许多姿态来,赋雁以生动真切的形象,而又将诗人自己励身励行、百折不挠、欲因风云际会之机青云直上的志向写得既宛转深至而又淋漓尽致。清人陈祚明在其《采菽堂古诗选》中盛称此诗道:“德琏《诗集》一诗,吞吐低回,宛转深至,意将宣而复顿,情欲尽而终含。……如济水既出王屋,或见或伏,不可得其淜湃,然淜湃之势毕具矣。”
  无独有偶,应玚的弟弟应璩也以诗文著称于时,虽然他未被列入建安七子,但其诗文的成就却不在其兄之下。他的文章,清人张溥称为“俱秀绝时表”,他的诗篇也被张溥认为更胜于应玚。故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认为,晋代的张载、张协兄弟,“齐名王府”陆机、陆云兄弟,“著声入洛”;而“原其风流”,则应当始于应玚、应璩兄弟。
  应璩,字休琏。他最著名的诗篇是《百一诗》,《文选》为这首诗专门列了一个“百一”体,与“游览”、“咏史”、“咏怀”等体并列。对“百一”的名称,有各种解释。张方贤《楚国先贤传》称此诗有一百零一篇,故称《百一诗》;又有人说因这首诗有一百个字,以百字为一篇,故称“百一”。比较起来还是《文选》李善注的说法最合理,李注说:“据《百一诗序》云: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与于此也。”也就是说“百一”的名称来自原来诗序中“百虑有一失”之言。
  《百一诗》托称有人到诗人家中去责问他:有何功德而身居高位并以才学见称。于是诗人“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知。”诗中“宋人遇周客”之语,据李善注是出于现在已经失传的佚书《阚子》。《阚子》中载有这样一则寓言:有一个宋人,获得一块燕石,以为是贵重的宝石而珍藏起来。一位周国的商人听说后请求让他观赏一下,宋人虔诚地斋戒七天后才郑重地穿上礼服将收藏在十重皮箱中的“宝石”请了出来。周客一见之下,掩口而笑,说:“这是与瓦砾一样普通的燕石呀!”宋人听了大怒道:“你这种商人的话和医生骗病人的话一样靠不住,别想骗我把这宝石贱卖给你!”于是将那块燕石收藏得更加严密周全。应璩将这一则寓言引入《百一诗》,但将结尾作了改动,变成宋人听了周客的话后“惭愧靡所如”了。
  虽然是兄弟,应玚在《侍五宫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中将自己喻为“简珠”,应璩却在《百一诗》将自己的道德文章喻作“燕石”,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恐怕不仅仅是性格上的差异造成的,与二人各自作诗时的地位也有很大的关系。应玚在作诗时刚结束“戢翼正徘徊”的羁孤之苦而期望曹丕的拔擢,所以要自我吹嘘一下;应璩在作诗时则已先后任侍郎、常侍、侍中“三人承明庐”,自可示人以谦虚并且抑己以慎终了。
  张玉谷以“一雁云中独唳秋”来借代应玚的诗,同时也以此譬喻应玚的诗笔才情绝佳;但若以诗句而言,则应氏一门,兄弟雁行,珠联璧合,堪称“双雁”矣。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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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3楼 发表于: 2012-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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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4楼 发表于: 2012-11-14
我只是路过,不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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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5楼 发表于: 201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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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6楼 发表于: 201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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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7楼 发表于: 201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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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初入詩門
只看该作者 48楼 发表于: 2013-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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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红名
只看该作者 49楼 发表于: 201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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