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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风骨 作者:李宗为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20楼 发表于: 2012-11-09
风流好色的魏文帝


  据晋人王嘉的《拾遗记》记载,在魏文帝曹丕时,邺都民间流行着这样一首歌曲:  
  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  
  末句“土上出金”是指曹丕在大道旁所植的铜表,铜表高五尺。每隔一里设一根,用以标志里数,犹如现代的里程碑,“火照台”则指曹丕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在台下遍地列烛,从台上向下俯视,似群星坠地,名其台为“烛台”。王嘉认为这句话是“妖辞”,也就是谶言。因为按照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说,皇朝的更迭也是依五行生克的规律进行的。汉代向来被认为属于“火德”,魏代则应当属于“土德”。故“火照台”表示火在土下,说明魏当灭汉;而“土上出金”就表示以“金德”王天下的晋代将要代魏而兴了。
  这首民歌的前三句所描述的,据《拾遗记》说,是曹丕派车骑迎接美人薛灵芸的盛况。
  据说薛灵芸是常山(今河北省正定县南)人,父亲薛邺是酂乡的一个亭长。她年幼时家里很贫穷,常与邻妇聚集在一起夜织,燃麻蒿照明。长到十五岁时,薛灵芸已长成“容貌绝世”的美人,当时曹丕选良家子女入宫,常山郡太守谷习就以千金将她聘下,献给曹丕。薛灵芸途中思家泣下,用一只玉唾壶承接泪珠,到京师邺城时壶中泪凝如血。曹丕听说她将到邺城,派遣十乘雕花的牛车前去迎接。那些车都镂金为车轮的辐辋,轭前雕作龙凤之状,镶嵌宝玉,口衔长长的铃串,行驶起来锵锵和鸣,响彻林野。在她经过的道路旁,焚烧起外国进贡的石叶香。当灵芸乘坐的车队距离京师还有数十里时,正当夜晚,于是沿途燃起灯烛,形成“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的盛况,以至于那个夜晚,被当时的人称作“尘宵”。
  薛灵芸将到京师,曹丕乘雕玉之辇,亲自出城观望。看到那车辆和仆从喧嗔塞路的盛况,连他自己也感慨说:“以前宋玉《高唐赋》中有‘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话。现在灵芸之来,则是非云非雨,非朝非暮。”于是他将薛灵芸改名为薛夜来。
  薛夜来入宫后深得曹丕的宠爱。外国曾经献给魏国用火珠镶成的龙、鸾宝钗,曹丕见了说:夜来体弱,连明珠和翡翠戴着都不能胜任,哪里受得了这样重的龙鸾钗!就不给夜来佩戴。其怜爱之深,于此可见。夜来又精于针线活。她裁制衣服时,即使处在深帷重幕之中,不用灯烛照明,也能在片刻间将衣服制成,以至于宫中称她为“针神”。不是她缝制的衣服,曹丕就不服用。
  晚唐有个多情而又鲁莽的诗人,就是与罗隐、罗邺并称为“三罗”的罗虬。他在任鄜州节度使李孝恭的幕僚时,深爱一个名做杜红儿的官妓,曾命她唱歌而赠以彩缎。李孝恭因知道杜红儿是副节度使眷顾的人,怕惹起醋海风波,命杜红儿不得收下罗虬所赠的彩缎。罗虬不明缘由,以为杜红儿看不起他,一怒之下用刀将杜红儿砍死。后来明白杜红儿死得冤枉,他又作了《比红儿诗》一百首,将历史上有名的美人一个个与杜红儿相比,又让杜红儿将她们全都比下去,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悔恨和怀念。其中第五十一首就是将薛灵芸与杜红儿比较。诗云:  
  魏帝休夸薛夜来,雾绡云縠称身裁。红儿秀发君知否?倚槛繁花带露开。  
  意思是说:你魏文帝不要卖弄薛夜来的美丽,你那夜来是靠绫罗绸缎装束成的美人。你可知道杜红儿才是真正的美人?她的美就像带露的鲜花一样,清新自然,丽质天成。
  曹植笔下的洛神,也成为罗虬贬低的对象。《比红儿诗》第十四首云:  
  拔得芙蓉出水新,魏家公子信才人。若教瞥见红儿貌,不肯留情付洛神。  
  这位莽撞的罗公子,只因一时误会,就以白刃加诸红颜,接着又唐突古来佳人为自己赎罪,其鲁莽偏激之甚,真令人啼笑皆非,同时也为那些虽已香消玉殒而艳名犹传的美人们抱屈不已。  然而厚诬古人的,又岂独这位情有独钟的鲁莽诗人!曹氏兄弟中,曹植素无艳闻,所作《美女篇》、《情诗》等也大都与他的《士哀》诗一样,多用以表述一种“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的怀才不遇的情怀,却只因一篇排遣抑郁之情的《洛神赋》,就被附会上一个与嫂嫂甄氏相爱的艳情故事,咏之诗歌,播于戏剧,给后人留下一个逾闲荡检的风流公子的形象;而真正风流好色的曹丕却无怜香惜玉的名声,岂不冤哉!
  如果说关于薛灵芸的事仅见于晋人所作的《拾遗记》,属小说家言,难免有夸张失实之处,那么从曹丕纳甄氏为妻上,也可见其好色的情形。甄氏本是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曹丕随曹操攻破邺城时,袁熙正在幽州,留妻子在邺城服侍母亲刘氏。城破后曹丕先入袁绍府邸,甄氏见到他很害怕,将头伏在婆婆膝上,刘氏则举双手作就缚状。曹丕一见之下,不说别的,首先就对刘氏说:“刘夫人何必如此?令新妇举头!”刘氏就将甄氏的脸捧起来。曹丕逼近细察,见甄氏美貌非常,当场连连称叹。不久,尽管甄氏的丈夫袁熙还活着,他就通过曹操,迎娶甄氏为妻。
  甄氏失宠之后,仅据《三国志·后妃传》所述,曹丕就又先后爱幸过郭氏、李氏、阴氏及山阳公所奉二女,其他就难以稽考了。从他写给繁钦的一封书信中,就曾沾沾自喜地向他诉说了自己收纳一个名叫琐年的女孩子的事。
  据曹丕《答繁钦书》所述,琐年是守官王孙世之女。在她九岁时“梦与神通”,在睡梦中受到神仙的点化,醒来后就变得善于歌舞。她十五岁时,督将把她献给曹丕。进宫那天,曹丕“博延众贤”,大会宾客,并命“名倡”奏乐,然后再命人将琐年导入。曹丕在信上描述她的容貌是“素颜玄发,皓齿丹唇”,“厥状甚美”。继而命她歌舞,她便:
  提袂徐进,扬蛾微眺,芳声清越,逸足横集。然后修容饰妆,改曲变度,斯可谓声协钟石,气应风律。……上乱灵祇,下变庶特,漂悠风云,横厉无方……  
  曹丕以为当时最善于“妙舞”的绛树、最善于“清歌”的宋臈,在歌舞上也不如琐年那样出神入化。最后,曹丕自称:“吾炼色知声,雅应此选。谨卜良日,纳之闲房。”也就是说,既然有人将这样的尤物献给他,他又善于鉴赏美色和音声,便挑选一个黄道吉日,将她收纳为姬妾了。
  曹丕所写的几首《善哉行》中,有这样一首: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妍姿巧笑,和媚心肠。知音识曲,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流郑激楚,度宫中商。感心动耳,绮丽难忘。离鸟夕宿,在彼中洲。延颈鼓翼,悲鸣相求。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
此诗首两句用《诗经·郑风·野有蔓草》篇里的成句,形容美人眉目之美。自第五句至第十二句都描写这一美人在音乐上造诣之高。第十三句以下四句以鸟之孤栖来譬喻诗人对那美人相思之殷切。末两句则以感叹古人怎样排遣相思之情来进一步形容诗人对那美人所怀的情意。清人朱乾在《乐府正义》中认为这首诗里描写的美人就是那能歌善舞的琐年;有的论者则以为所写的是诗人母亲身边的侍女,他可望而不可即,故有此诗。
  曹丕的诗歌善于摹写女子的神态和心理,他的诗歌风格,明人徐祯卿认为“资近美媛”,清人陈祚明也譬作“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曹丕诗的这些特点,与他佻达好色的性情气质应当是有内在联系的,用他自己《典论·论文》的话来说是:“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诚哉斯言!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21楼 发表于: 2012-11-09
才高八斗的陈思王


  晚唐诗人李商隐有一首题作《可叹》七律:
  幸会东城宴未回,年华忧共水相催。梁家宅里秦宫入,赵后楼中赤凤来。冰簟且眠金镂枕,琼筵不醉玉交杯。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  
  李商隐善用典故,当时有“獭祭鱼”的谑称。水獭在捕得的鱼多时,会将鱼排列在向阳的河岸上翻晒,以备匮乏,古人称之为獭祭鱼。以此戏称李商隐,是指他作诗时频频翻检典籍,犹如水獭之翻晒鱼干。在这首《可叹》诗中,李商隐用了三个典故。前半首用了两个:“梁家宅里秦宫入”指东汉梁冀宠爱监奴秦宫,过从甚密,以至秦宫得以乘间与梁冀妻私通,事出《后汉书·梁冀传》;“赵后楼中赤凤来”指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飞燕外传》说她与宫奴燕赤凤私通。后半首四句则全用《文选》李善注所谓《洛神赋》本为《感甄赋》的故事,“金镂枕”即注中所说甄后的玉镂金带枕,“芝田馆”则为传说中宓妃的居处,崔融《贺芝草表》有“灵草成田,聊比宓妃之馆”的句子。全诗大意说贵族妇女私通监奴一流人多得如愿,而若陈思王与甄后那样有真挚情意的反而遇合无缘,宓妃抑郁愁坐,陈王也只能竭尽才思,赋洛神以遣怀。然而,诗中称陈王“八斗才”则别有出典。
  在禀赋才华上自视极高的康乐公谢灵运,曾经对人说道:如果说普天之下的才华一共有一石的话,那么曹子建独自占去了其中的八斗,我得了其中一斗,剩下的一斗才由天下其他人分配。此言一出,给我们留下了一句“才高八斗”的成语,李商隐诗的“八斗才”也由此而来。对曹植了解不多的人也许会怀疑这话言之过甚。读一下《三国志》注所引《魏略》的一则记载,能使我们对这位才高八斗、诗成七步的陈王曹植的风流文采有一个更加生动具体的印象:
  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他博学多才,又精通《仓颉篇》、《尔雅》、《说文解字》等字书和鸟虫书、篆书等字体。献帝初平年间他自长安客游荆州。荆州降曹操时,曹操因素闻他的名声,召他前去会面。见面一谈之下,曹操对淳十分倾倒。当时曹丕正博揽英才硕学,也早就听说他,请求将他置于自己的文学官属中。恰逢曹植也请求与淳会面,曹操就派遣邯郸淳到曹植那儿去。曹植一见淳到,大为欢喜,请他登堂就座,而先不与他谈论什么。当时天气很热,曹植先命侍从取水洗脸,然后擦上粉,科头拍袒作胡人装束,跳胡舞《五椎锻》给邯郸淳和其他在座的宾客看。舞罢,他又表演了掷弹丸、击剑等伎艺,接着又背诵了俳优小说数千言。表演完毕,他问淳道:“邯郸先生,你看我表演得怎么样?”然后他另换衣帽,整肃仪表容颜,坐下来与淳评说天地的开辟,万物的区别,再纵谈伏羲以来贤圣、名臣、烈士的优劣等次,然后又议论古今诗文赋诔以及治理国家的先后措施,还谈论了种种用兵之道。谈论完毕,才摆开酒宴,宴请诸宾。自始至终,包括邯郸淳在内的宾客们都只能观赏倾听,没有一个人能在各种伎艺和学识上与曹植抗衡。到了晚上,邯郸淳回到家里,对他的亲友赞叹曹植的才华,将曹植称为“天人”。
  以上这一记载,将曹植平易近人、多才多艺的形象刻画得生动具体,淋漓尽致。以邯郸淳之博学,一见之下为之心折如此,惊为“天人”,则丁廙所谓“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之言,殆非虚辞夸饰!
  除了《魏略》这一记载中述及的种种学问伎艺之外,曹植又擅长音乐。现在佛教中用于歌赞的音乐“梵呗”,相传就是他创制的。在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和唐释道世《法苑珠林》中都记载着这样的故事:曹植在晚年为东阿王时,曾经登上东阿的鱼山,忽然他听到岩岫中传来诵经的声音,其音调“清雅哀婉”,“肃然有灵气”,十分悦耳动人。曹植“敛衿祗敬”,“独听良久”,乃深感神理,于是便“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据说“其所传呗凡有三契”,而“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在释惠皎的《高僧传》中对此有更具体的记载:“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可见在南朝梁时,他所传下的梵呗有四十二契,到唐代才佚为六契。
  从留传下来的隋炀帝杨广的《叙曹子建墨迹》一文来看,曹植还擅长书法。其文云:“陈思王,魏宗室子也。世传文章典丽,而不言其书。仁寿二年(隋文帝年号,即公元602年),族孙伟持以遗余。余观夫字画沉快,而词旨华致,想像其风仪。玩阅不已,因书以冠于褾首。”隋炀帝虽然是个历史上著名的荒荡君主,但他的艺术素养是很高的,曹植的书法能令他“玩阅不已”而作叙珍藏,则必非凡品。可惜他的书法在隋代已经罕为人知,到今天就更是广陵绝响了。现在我们只能凭这一小小的记载来“想像其风仪”了。
  曹植的诸般奇才异能中最为突出的自然还得数他的诗才。艺术方面的东西,没有确定的标准,往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论者常各执己见。对于曹植,历代诗人和诗论家的意见也同样不很一致,但大多人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称他“牢笼群彦”,为后世“文苑之羽仪,诗人之龟镜”;大诗人杜甫誉之云“文章曹植波澜阔”;清人严可均评他“人则两京具体,诗为百代宗工”;丁晏则更盛赞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
  自明、清以来,综论中国历代诗人对中国诗歌发展之贡献的,有的将曹植与李白、苏轼并举,如王士禛说:“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但更多的论者是将他与杜甫相提并论,将他与杜甫并列为中国诗史的长河中两大中流砥柱,如明人胡应麟云:“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集大成于开元者,工部也”;清之吴淇谓“《选》诗有子建,唐诗有子美,各际中集大成之诗人也”;吴乔说“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而论诗推崇情意气韵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更是以为“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故不可以优劣论也。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按,指《古诗十九首》)第一,此乃不易之论”。
  历观一千多年来诸家对曹植的崇高评价,我们可以领会到,他在当时被誉为“绣虎”,被惊为“天人”,后来又被谢灵运称作独占天下八斗之才,都是并不过分的。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22楼 发表于: 2012-11-09
才高八斗的陈思王


  晚唐诗人李商隐有一首题作《可叹》七律:
  幸会东城宴未回,年华忧共水相催。梁家宅里秦宫入,赵后楼中赤凤来。冰簟且眠金镂枕,琼筵不醉玉交杯。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  
  李商隐善用典故,当时有“獭祭鱼”的谑称。水獭在捕得的鱼多时,会将鱼排列在向阳的河岸上翻晒,以备匮乏,古人称之为獭祭鱼。以此戏称李商隐,是指他作诗时频频翻检典籍,犹如水獭之翻晒鱼干。在这首《可叹》诗中,李商隐用了三个典故。前半首用了两个:“梁家宅里秦宫入”指东汉梁冀宠爱监奴秦宫,过从甚密,以至秦宫得以乘间与梁冀妻私通,事出《后汉书·梁冀传》;“赵后楼中赤凤来”指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飞燕外传》说她与宫奴燕赤凤私通。后半首四句则全用《文选》李善注所谓《洛神赋》本为《感甄赋》的故事,“金镂枕”即注中所说甄后的玉镂金带枕,“芝田馆”则为传说中宓妃的居处,崔融《贺芝草表》有“灵草成田,聊比宓妃之馆”的句子。全诗大意说贵族妇女私通监奴一流人多得如愿,而若陈思王与甄后那样有真挚情意的反而遇合无缘,宓妃抑郁愁坐,陈王也只能竭尽才思,赋洛神以遣怀。然而,诗中称陈王“八斗才”则别有出典。
  在禀赋才华上自视极高的康乐公谢灵运,曾经对人说道:如果说普天之下的才华一共有一石的话,那么曹子建独自占去了其中的八斗,我得了其中一斗,剩下的一斗才由天下其他人分配。此言一出,给我们留下了一句“才高八斗”的成语,李商隐诗的“八斗才”也由此而来。对曹植了解不多的人也许会怀疑这话言之过甚。读一下《三国志》注所引《魏略》的一则记载,能使我们对这位才高八斗、诗成七步的陈王曹植的风流文采有一个更加生动具体的印象:
  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他博学多才,又精通《仓颉篇》、《尔雅》、《说文解字》等字书和鸟虫书、篆书等字体。献帝初平年间他自长安客游荆州。荆州降曹操时,曹操因素闻他的名声,召他前去会面。见面一谈之下,曹操对淳十分倾倒。当时曹丕正博揽英才硕学,也早就听说他,请求将他置于自己的文学官属中。恰逢曹植也请求与淳会面,曹操就派遣邯郸淳到曹植那儿去。曹植一见淳到,大为欢喜,请他登堂就座,而先不与他谈论什么。当时天气很热,曹植先命侍从取水洗脸,然后擦上粉,科头拍袒作胡人装束,跳胡舞《五椎锻》给邯郸淳和其他在座的宾客看。舞罢,他又表演了掷弹丸、击剑等伎艺,接着又背诵了俳优小说数千言。表演完毕,他问淳道:“邯郸先生,你看我表演得怎么样?”然后他另换衣帽,整肃仪表容颜,坐下来与淳评说天地的开辟,万物的区别,再纵谈伏羲以来贤圣、名臣、烈士的优劣等次,然后又议论古今诗文赋诔以及治理国家的先后措施,还谈论了种种用兵之道。谈论完毕,才摆开酒宴,宴请诸宾。自始至终,包括邯郸淳在内的宾客们都只能观赏倾听,没有一个人能在各种伎艺和学识上与曹植抗衡。到了晚上,邯郸淳回到家里,对他的亲友赞叹曹植的才华,将曹植称为“天人”。
  以上这一记载,将曹植平易近人、多才多艺的形象刻画得生动具体,淋漓尽致。以邯郸淳之博学,一见之下为之心折如此,惊为“天人”,则丁廙所谓“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之言,殆非虚辞夸饰!
  除了《魏略》这一记载中述及的种种学问伎艺之外,曹植又擅长音乐。现在佛教中用于歌赞的音乐“梵呗”,相传就是他创制的。在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和唐释道世《法苑珠林》中都记载着这样的故事:曹植在晚年为东阿王时,曾经登上东阿的鱼山,忽然他听到岩岫中传来诵经的声音,其音调“清雅哀婉”,“肃然有灵气”,十分悦耳动人。曹植“敛衿祗敬”,“独听良久”,乃深感神理,于是便“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据说“其所传呗凡有三契”,而“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在释惠皎的《高僧传》中对此有更具体的记载:“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可见在南朝梁时,他所传下的梵呗有四十二契,到唐代才佚为六契。
  从留传下来的隋炀帝杨广的《叙曹子建墨迹》一文来看,曹植还擅长书法。其文云:“陈思王,魏宗室子也。世传文章典丽,而不言其书。仁寿二年(隋文帝年号,即公元602年),族孙伟持以遗余。余观夫字画沉快,而词旨华致,想像其风仪。玩阅不已,因书以冠于褾首。”隋炀帝虽然是个历史上著名的荒荡君主,但他的艺术素养是很高的,曹植的书法能令他“玩阅不已”而作叙珍藏,则必非凡品。可惜他的书法在隋代已经罕为人知,到今天就更是广陵绝响了。现在我们只能凭这一小小的记载来“想像其风仪”了。
  曹植的诸般奇才异能中最为突出的自然还得数他的诗才。艺术方面的东西,没有确定的标准,往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论者常各执己见。对于曹植,历代诗人和诗论家的意见也同样不很一致,但大多人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称他“牢笼群彦”,为后世“文苑之羽仪,诗人之龟镜”;大诗人杜甫誉之云“文章曹植波澜阔”;清人严可均评他“人则两京具体,诗为百代宗工”;丁晏则更盛赞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
  自明、清以来,综论中国历代诗人对中国诗歌发展之贡献的,有的将曹植与李白、苏轼并举,如王士禛说:“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但更多的论者是将他与杜甫相提并论,将他与杜甫并列为中国诗史的长河中两大中流砥柱,如明人胡应麟云:“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集大成于开元者,工部也”;清之吴淇谓“《选》诗有子建,唐诗有子美,各际中集大成之诗人也”;吴乔说“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而论诗推崇情意气韵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更是以为“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故不可以优劣论也。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按,指《古诗十九首》)第一,此乃不易之论”。
  历观一千多年来诸家对曹植的崇高评价,我们可以领会到,他在当时被誉为“绣虎”,被惊为“天人”,后来又被谢灵运称作独占天下八斗之才,都是并不过分的。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23楼 发表于: 2012-11-09
西陵魂断夜来人


  晚唐诗人李商隐《东阿王》诗云:“国事分明付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前句的意思是曹植虽封为东阿王,但权力分明掌握在曹丕派出监视他的灌均手中。后句则谓曹植这种徒有虚名的处境是曹操一死造成的,故曹植夜吊西陵,不由他不黯然销魂。曹操的陵墓在古邺城西,故后世称作西陵,又称作高平陵。一代诗人,宗室贵胄,却处在一个弄臣掌握之中,他的命运确实是十分可悲的。
  曹植的厄运是在他父亲曹操死去时降临的,那时他二十八岁。在此之前,他深受曹操宠爱,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从他十四岁起,曹操每次率军出征都把他带在身边,因此他曾参加了远征乌桓、会战赤壁、西征张鲁等大规模的战争,其足迹“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曹植《求自试表》)。二十岁时他被封为平原侯,又随曹操西伐马超。二十三岁时他徙封临淄侯,那年曹操南讨孙权,命他统领禁兵留守邺都。
  除了随父出征或典军留守,曹植的主要精力放在文学活动上。他与曹丕实际上是邺下文坛的领袖,常与建安七子等文士诗人聚会宴饮,诗酒唱和。他虽然贵为公子,但是却“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三国志·陈思王传》),待人接物十分平易近人,因此当时“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三国志》注引《文士传》)。在这样“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的宴游唱和生活中,曹植如鱼得水,“欢笑尽娱”,下笔琳琅,诗兴焕发。
  曹植被逼七步成诗
  然而到曹操一死,曹丕继立,曹植的命运就急转直下,从优哉悠哉一变而为殆哉危哉。当年一起宴游唱和的良朋好友,病死的病死,斩首的斩首,自己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再死里逃生。
  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记载着这样两则故事。一则说曹丕与曹植同辇出游,途中见两牛角斗,其中一头较弱的牛在角斗中失足坠井而死。曹丕就命令曹植就这件事作一首四十字的诗,诗中不准使用“牛”、“斗”、“井”、“死”等字眼,并且在马行百步间就得作成,否则就斩首处死。结果尽管有那些苛刻的条件,曹植还是在不满百步间把诗作成了,免于一死。另一则说曹丕命曹植在七步中作诗一首,作不成也要处死。结果曹植应声吟咏道:“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就是著名的《七步诗》。
  如果说这两则故事出于小说而不见于史传,还不足凭信,那么黄初二年(221)曹植险些被诛则是有诏书为证的了。那年,安插在曹植身边监视其行动的监国谒者灌均,根据曹丕的心意诬告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立即召集群臣廷议其罪,有人就迎合曹丕的心理,主张“暴之朝肆”,处以极刑。全仗卞太后尽力庇护,曹丕才下诏“舍而不诛”,给以贬爵减邑的处分。此外,黄初四年诸王入朝,任城王曹彰突然在京城暴卒。诸书记载,有的说是不许朝见而气死的;有的则说是被毒死的,同时曹植也差点儿难逃此厄,全赖卞太后对曹丕说:“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植才获免。
  曹植赖母亲庇护,死罪虽免,但活罪难逃。除了在监国谒者的监视下行动不得自由,形同囚禁之外,他的封地不断迁移,所迁去的又都是贫瘠的地方,使他疲于奔命而又生活窘困。他曾在《迁都赋序》中诉苦道:“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他始封平原侯,建安二十二年(217)迁封临淄侯,黄初二年贬爵为安乡侯,不久进封鄄城侯又进封鄄城王。黄初四年转雍丘王,太和三年转东阿王。往往在一处立足未定,又被迁往另一处。他在名义上虽然为侯为王,但这位苦命王侯的困苦贫穷,实在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在他《转封东阿王谢表》中曾形容自己在雍丘封地的情境道:“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才餬口,形有裸露。”谢表是上奏皇帝的,不同于文学作品,他决不敢虚词夸张。由此可见,《迁都赋序》所谓“连遇瘠土,衣食不周”,确是实情。
  像这样“块然守空,饥寒备尝”(曹植《社颂序》)的日子我们的诗人连续过了十年左右。直到曹丕死后三年,在他母亲(这时是太皇太后了)的积极干预下,他转到东阿为王,才过上了比较宽裕的生活。东阿在现在山东省阳谷县东北,在那儿曹植“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总算可以衣食无忧了。但诗人的心依然是寂寞的。他“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抚心,临觞而叹息”(《求通亲亲表》),晚景是十分凄凉的。诗人在这样“人道绝绪,禁锢明时”的处境中又过了三年,就满怀幽怨含恨而终。
  死前不久,魏明帝曹权以陈四县封他为陈王,死后谥号为“思”,故后人常称他为陈思王。据《三国志》记载,他晚年登上东阿的鱼山,“喟然有终焉之心”,就在那儿为自己营建了墓地。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也说曹植葬所在东阿鱼山,还说:“山上有台二,曰柳书,曰羊茂,皆传为子建读书处。”但是,现在安徽合肥北五十二公里处一个叫作“八斗岭”的小镇附近,也有一座曹植墓。此墓只是一个土阜,墓前没有牌坊、翁仲之类装饰,墓碑高约三尺,正中刻着“魏陈思王曹公子建之墓”十字,右边一行刻着“嘉庆丙子阳月谷旦”,左边一行刻着“光绪十六年仲夏月重修全街敬立”。看来这座墓只是曹操故里一带后人对这位诗人的纪念碑而已(那儿离曹操的故里安徽亳县不远)。
  在这位一代大诗人魂归离恨天一千六百多年后,在故里附近有一个小小的村镇以“八斗”为名,来纪念这位才高八斗的薄命诗人,这究是幸还是不幸?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级别: 詩卿
只看该作者 24楼 发表于: 2012-11-09
理解不一的《名都篇》


  由于人生态度和欣赏角度的不同,后人对前贤作品的解释往往大相径庭,甚至彼此对立。曹植的《名都篇》就是那些引起分歧和争论的作品之一。这篇在曹植诗作中相当著名的作品,论者大都认为是讽刺之作,诗中所描写的那个京洛少年是诗人抨击的对象;但也有人以为那个京洛少年的形象就有曹植自己的影子,诗人在诗中不但没有讽刺之意,反多赞赏之情。持前一意见的可以宋人郭茂倩为代表,他在《乐府诗集》中说道:“《名都》者……刺时人骑射之妙,游骋之乐,而无忧国之心也。”今人余冠英和作《曹植集校注》的赵幼文等人也持此见。作后一种理解的可以唐代诗人李白为代表,他在其著名诗篇《将进酒》中说道:“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干脆将曹植本人当作那诗中的京洛少年了。现在也有人承袭李白的这一见解来分析这首诗的主旨。《名都篇》的内容是这样的: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这首诗用首句开头二字名篇,摆脱了乐府旧题的约束,是一篇新题乐府,开唐代杜甫、白居易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之先河。诗人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用叙事方式展开画面,描绘艺术形象,借以抒发自己的情志。在这首诗中,诗人通过服饰、习性等细节和射猎、宴饮等场面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洛阳少年的形象。诗篇开端,以“妖女”(妩媚的女子)陪衬“少年”,烘托少年的英俊风流;接着以宝剑和丽服,渲染少年豪华的习性和光彩照人的风姿;最后,又用“斗鸡”和“走马”这两种典型的行为,将这少年的习性作了进一步的描绘。经过这一系列细节上的铺垫后。诗人从“走马”的行为极其自然地过渡到对那少年一次射猎活动的叙述上。由“驰骋未能半”到“众工归我妍”十句,一气呵成地描述了少年纵马追踪一对野兔,而后一箭射中双兔,又一箭射落飞鸢,受到观众和射手们赞扬的情景。此段中“捷鸣镝”的“捷”,是将箭置于弓弦上的动作,“鸣镝”就是射出去会发出哨声的响箭。“余巧未及展”是指还来不及将其他高明的身手施展出来(就一箭又射中了跟踪双兔而来的飞鸢)。“鸢”,俗称鹞鹰。“众工”就是诸位善于射箭的人;“归我妍”即一致推崇我射法之精妙。这一段行云追月般流利紧凑的描述,将少年射猎的动作、姿态和旁观者的赞叹倾倒刻画得生动传神,令人目不暇给。紧接着这一射猎的场景,诗人又叙述了少年射猎后回到洛阳西门外平乐观宴饮的景象。平乐观为汉明帝所建。“美酒斗十千”是说所饮美酒的价值每斗达十千文钱。“臇”是汁较少的肉羹,在这里用作动词,指将切成细丝的鲤鱼肉与海中的班鱼烹烧为羹。“熊蹯”即熊掌。以上四句写平乐观宴会上的美酒佳肴。“鸣俦”和“啸匹侣”都是召唤同伴的意思。这句和下句写在排成长长行列的酒筵上大家纷纷招呼就座的热闹情景。下二句写酒筵后的游戏。“连翩”是动作连贯迅速的样子。“鞠壤”是两种当时的游戏器具。鞠是一种中间塞毛的皮球,用脚踢着玩的,有些像现在的足球;壤是一种鞋状的木柱,将一根置于三四十步外,把另一根投掷过去,以击中与否来决胜负。“巧捷惟万端”是说在游戏中施展出各种各样技巧。最后四句写时光在玩乐中迅速逝去,难以挽留,顷刻间已是傍晚。洛阳少年与伙伴们不得不纷纷入城回家,临别前还约定明天一早再到那儿去游玩。
  清人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评论这首诗说:“凡人作名都诗,必搜求名都一切物事,杂错以炫博;而子建只单单推出一少年作个标子,以例其余。下写行乐处,如环无端,却有独茧抽丝之妙。于名都中,只出得一少年;于少年中,只出得两件事:一日驰骋,一日饮宴。却说中间一事不了又一事,一日不了又一日。”这话确实点出了此诗在结构上精于熔裁、巧于布局的特点。全诗从泛泛的描写开始,从“走马”之后,笔锋巧妙地一转,就不露痕迹地转向对那少年某一天游乐的具体叙述,到末了一句,又轻描淡写地以“清晨复来还”将这特定的一天重新置入惯常的广泛生活中,首尾圆合,如环无端。而在描写中又先以细节作铺垫,然后集中描写两个活动,叙事不枝不蔓,浓淡相宜。这样,全诗以一天的活动向读者展开了一轴既有工笔描绘,又兼有写意点缀的回环不止的长幅画卷,兼具笔有尽而意无穷的妙处。建安诗歌,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评述,有“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特点,这首曹植的《名都篇》大可作为这一特点的范例。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首《名都篇》的题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两种互相对立的理解之外,那个对此首谋篇布局有精辟见解的吴淇,对此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说《名都篇》“只是一片牢骚抑郁,借以消遣岁月,如狮在笼中,一片雄心无有泄处,只是弄球度日。其自效之意,可谓深切著明矣”。这样,在郭茂倩的“讽刺”说,李白的“欢谑”说外,又有了一种吴淇的“牢骚”说,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莫衷一是。
  如果曹植是个像白居易那样认为诗歌须“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人,我们或许会倾向于“讽刺”说;如果在曹操死后,曹植仍然过着裘马轻狂的“遨游快心意”的生活,我们电或许能接受“牢骚”说。无奈,情况全然不是如此。曹植看来丝毫没有将诗歌作“裨补时阙”之用的意识,他不但在《公宴》、《斗鸡》、《箜篌引》等诗篇中毫不掩饰地宣扬奢侈放诞的生活与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并且在《赠丁翼》诗中公开宣布:“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将放荡视为“大节”,将拘守礼法的人讥为只会解说儒家经典的“世儒”。至于吴淇“如狮在笼中,一片雄心无有泄处,只是弄球度日”的说法,在曹操生前固然不能成立,在曹操死后也无可能。曹操生前,曹植深受宠爱,曾一再被委以大任。曹操南征孙权时,曹植受命典禁兵,留守邺都宫省;曹仁为关羽所困,曹操也曾想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去援救曹仁,结果因曹植大醉不能受命而罢。那时的曹植不是笼中狮,而是山中虎,只是这头虎虽具爪牙之利,却并没有表现出逞威风于山林的“雄心”,因此常常神思恍惚地闯入猎手设置的圈套陷阱而已。曹操死后,曹植确实成了被关人笼柙的雄狮,但那时他被逐出京师,不断改徙封邑,并且“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以至他“虽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乐稼穑”(《乞田表》),恐怕未必再有吴淇想像的“弄球度日”的逸兴了。
  从《名都篇》申明快活泼的笔调来看,它显然是曹植作于建安年间的作品。那时他所过的正是京洛少年“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曹植《斗鸡诗》),“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那样宴饮游乐的生活。至于射猎,本是曹植家传的技艺。其父曹操就善射,曾以“三发两鸢连”而受到“庶士同声赞:君射一何妍”(刘桢《射鸢》诗)。曹丕在《典论·自叙》中提到,因“世方扰乱”,曹操在他五岁起就教他射箭、骑马,以至他“八岁而知骑射矣”。由此可知,曹植对骑射、宴饮、斗鸡等活动本有浓厚的兴趣,不必在发“牢骚”时从事这些活动,更不会对此有反感而作诗“讽刺”。
  如果说有证据的话,持“讽刺”说及“牢骚”说者唯一的证据是:这首《名都篇》描述了洛阳少年的骄逸生活,而洛阳为董卓所焚,直到曹丕刚建都于洛阳时,郊外还长着杂乱的林木,经十几年经营,到魏明帝曹叡时才改变了城市残破的面貌,因而此诗当是曹植晚年的作品。像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就将此诗之作列于太和五年(231)冬应诏赴洛阳之后,亦即他临死前一年。这样就否定了诗中写的是曹植自己的活动,也就为“讽刺”说或“牢骚”说提供了间接的证据。
  作以上推论者不可谓不精细,然而偏偏在最关键的地方疏忽了。他们忘了所论对象是艺术作品,而艺术作品是允许夸张的。正像诗中“一纵两禽连”显属夸张一样,“宝剑直千金”、“脍鲤臇胎虾”云云都不妨是夸张之言。曹植的另一首乐府诗《美女篇》,描写一采桑女子,而说她“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名都篇》的夸饰与此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再说在《名都篇》中,诗人对那“名都”洛阳本身,并未作任何描写,更不能以此推断此诗必定作于曹丕重建洛阳之后。
  《名都篇》刻画了一个豪放俊逸、英姿勃勃的贵族子弟形象。他能骑善射,武艺出众;鸣俦啸侣,意气风友。在他身上洋溢着一派执着于生命而又潇洒送日月的豪情逸兴。诗人在这里即使并非直接描写自己的形象,至少也在这少年形象中寄寓了自己的钟爱和志趣。通过对这一俊爽豪迈的形象的刻画,诗人抒发了他的情志和感慨:人生短促,所以人在有生之年,应该紧紧地把握住生命。当然,在这首诗中,诗人表现的是他把握住生命的形式之一,而并非全部。东晋大诗人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并序》中,说曹植“不及世事,但美遨游,有忧生之嗟”,就是由此而起。但人的性格是复杂的,若仅以这一方面来论曹植,也不免偏颇。这,有曹植的其他许多诗篇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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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使气的《白马篇》


  曹植另有一首可与《名都篇》参看的乐府,要比较完整地了解曹植在青年时代心目中的理想,就必须将这两首诗放在一起看。这首诗就是描写少年游侠的《白马篇》。
  自从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专门辟了一篇《游侠列传》来记述当时那些重义轻生的游侠之后,那一类在韩非子《五蠹》中与“以文乱法”的“儒”并举的“以武犯禁”的“侠”就登上历史舞台,又渐渐进入文学作品,逐步成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一类模式而引人注目。尽管千百年来,所谓“侠”的内涵因时而异,不断有所变化,但其最基本的特征,即重义轻生、武艺出众,是一脉相承,贯穿始终的。从唐代《昆仑奴》、《红线》等豪侠类传奇小说,到宋代荟萃此类故事的《剑侠传》;从清初《聊斋志异》中的《侠女》,到清末的《七侠五义》;从本世纪30年代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到60年代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这一“侠”的基本性质是不绝如缕,从未动摇过的。
  然而,虽然在韩非子所处的先秦时代侠就以“武”为特点,并且“以私剑养”,即被收养作为用剑刺杀仇人的工具,但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剧孟等大侠的传记里,司马迁并没有强调他们武艺卓绝。首先使游侠与高明的武艺以及慷慨使气的精神结下不解之缘的,就是曹植的这首《白马篇》诗。
  《白马篇》与《名都篇》一样,也是取首句前二字作为篇名的。因为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个武艺高强的少年游侠,所以它在《太平御览》中又被题作《游侠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猨,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评此诗道:“此篇奇警。”这首诗的起首两句就显示出这一“奇警”的特点。像现在许多情节紧张的电影的片头一样,诗人一开头就给我们先展示一个富于悬念的画面:一位骑着用黄金作马络头的雪白骏马的骑士,急如星火地向西北方向驰去。这位骑士要驰往何处呢?诗人却并不急于解开读者的这一悬念,笔锋一转,先不紧不慢地补叙起这位骑士的来历。原来他来自自古多豪侠之士的幽州、并州一带(现在河北省、山西省一带),在非常年轻时他就离开家乡,在边远的沙漠地区以游侠扬名。介绍了骑士的来历后,诗人还是不急于叙述他为何急急地驰向西北,而又一转笔锋,细细地铺陈起他超人的勇武来。原来这位骑士精于射箭,他一向用的是良弓和楛木做箭杆的利矢,左右开弓,都能一发中的。这里,“的”和“月支”,都是指箭靶。平射之外,他又善于仰射和俯射。仰射他能射中动作敏捷的猱猿,俯射则能射碎置于地上的马蹄靶。这里,动词“接”表示迎射飞驰而来的东西,“马蹄”也是一种靶子的名称,曹丕《典论·自叙》中说到骑射时有“俯马蹄而仰月支”的话,可见马蹄是一种位置较低的箭靶。在作了这一番描述后,诗人又一连用两个譬喻进一步渲染这位骑士的形象:他的灵敏矫捷如猿猴,他的勇猛轻快似豹螭。“螭”是一种传说中的猛兽,它形状像虎而浑身长鳞。对这位少年游侠的非凡身手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后,诗人才接续诗篇的开端两句,转而叙述骑士的去向。原来只为敌人的骑兵屡次侵犯,边城以羽檄告急,所以他才急急地驱马向西北方赶去。汉魏时代,以一尺二寸长的木简作为文书来召集军队,这木简就叫作“檄”。当情况紧急时,就在这木简上插鸟羽为标志,谓之“羽檄”。“匈奴”和“鲜卑”都是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自汉初以来,一向是汉民族的劲敌,这里用来借指敌军。“蹈”和“陵”在这里都是践踏的意思,诗人用以形容骑士奋不顾身冲向敌骑的气概。在补叙了这位少年游侠的去向之后,诗人又进而铺陈他的内心境界。他投身于刀光剑影之中,生死置之度外,既不顾父母,也不顾妻子,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原来只因他名登招募的簿册,就不能再顾念自己的私事,为了平靖国难,他不惜献身捐躯,视死如归!
  在这首诗中,诗人将对这幽并游侠的外部形象和内心境界的铺陈描写,穿插在他接到告急文书而驱马驰往西北边境的叙述之中,而在叙事中又采用倒叙的手法,先推出他急驰向北的特写,再补叙他急驰的原因,使全诗层层补叙,次第井然,而又波澜起伏,曲折生姿。
  这首《白马篇》尽管立意鲜明,但历来对它也有一些误解。首先是在创作年代上,拘泥于历史背景的人,往往将诗中“匈奴”、“鲜卑”视为实指,因此将它看作诗人晚期的作品。如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就根据曹叡时代鲜卑强盛,部帅轲比仑与蜀汉联结,给曹魏西北边防以强大压力的史实,而将其创作时代置于魏明帝太和年间。另外,拘泥于儒家礼教的论者,又将此诗看成是与《名都篇》相对的诗作,《名都篇》是讽刺人“骑射之妙,游骋之乐,而无爱国之心”,而这首诗则正面歌颂一位同样精于骑射却有爱国心的少年。
  其实,若不过分拘泥于“匈奴”、“鲜卑”等诗歌中常用以泛指敌人的字眼,从《白马篇》全诗中所洋溢的昂扬奋发的精神气概中,很容易看出这是诗人年轻时自写心志的作品。而那位幽并游侠身上体现出来的磊落使才、慷慨任气的豪迈精神,在诗人看来也是与《名都篇》中的京洛少年并行不悖的。在他们各自的形象中,诗人分别寄寓了他在不同情况下的志趣:国家无事,则遨游快意,放浪形骸;国家有事,则奋不顾身,视死如归。
  说来,也还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曹植心有灵犀一点通。在他继武曹植所作的《白马篇》诗中,李白将曹植在《名都篇》和《白马篇》二诗中分别描写的形象糅合为一,描写了一个平居斗鸡走马,发愤时又叱咤战场的五陵豪侠: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归来使酒气,未肯下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
  诗中的那位五陵豪侠,在走马斗鸡、使酒任气方面与曹植《名都篇》中的京洛少年毫无二致;在发愤从军,叱咤战场上又与曹植《白马篇》中的幽并游侠如出一辙。除了在战胜归来后隐居不出这一点上体现了李白素来向往的功成不居的胸襟而出于曹植二诗之外,全诗简直就是曹植二诗的综合。其中“手接太行猱”一句更是对曹植《白马篇》“仰手接飞猱”句的直接模仿。由此也可见曹植对李白的影响,以及这两位遥隔五百余年的伟大诗人间在气质和情愫上的相通之处。
  曹植《白马篇》对后世诗歌的影响绝不止于唐代。作《沧浪诗话》的宋代诗人严羽,作有一首《从军行》云:
  翩翩双白马,结束向幽燕。借问谁家子?邯郸侠少年。弯弓随汉月,拂剑倚青天。说与邯郸道,今秋莫近边。
  这首诗的长短、体裁虽然与《白马篇》大相径庭,但其实,在内容和结构上却显然是规拟《白马篇》的。故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论此诗说:“此作不减盛唐,但起承全袭子建《白马篇》。”
  除了那些明显的沿袭和模仿之外,《白马篇》在诗歌史上更以题材的创新而垂影响于久远,作为鼓吹忠勇报国的第一声嘹亮的号角,盛唐的边塞诗及宋代的爱国诗章,莫不发轫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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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6楼 发表于: 2012-11-09
白马诗篇悲逐客


  清人张若需《题陈思王墓》诗中,有“白马诗篇悲逐客,惊鸿词赋比湘君”一联。其中“惊鸿词赋”指的是曹植著名赋作《洛神赋》,因赋中形容洛神体态轻盈有“翩若惊鸿”之语;而“白马诗篇”指的就是曹植诗歌创作中体制最为宏大的诗篇《赠白马王彪》。张若需此联以这两篇作品分别作为曹植诗赋的代表作,又由此联系曹植的生平,实为历代咏曹植诗歌中之佳作,难怪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极赞此联之“卓识鸿议”。
  张若需在曹植的七十余篇诗作中,举《赠白马王彪》为代表作,是很有见地的,这篇诗歌在曹集中确实从多种方面来看,都堪称压卷之作。首先,这篇诗的体制在曹植诗中最为宏大,章法结构也最为复杂。全诗共分七章,每章都有一定独立性,可单独成篇,里面有侧重于写景的,有以叙事为主的,也有以抒情、议论为主的,然而在各章之间,又气韵贯通,脉络分明,串连起来又是完整的一篇。这样的结构,清代诗论家张玉谷称之为“连章诗”,是曹植的创举,也非得有像他那样的大手笔才能举重若轻,运掉自如。其次,曹植后期诗多悲哀之辞,然而诸诗中将悲痛写得最为深沉强烈、最为震撼人心的,却也得数这篇《赠白马王彪》。
  诗题中的“白马王彪”,是指诗人的异母弟曹彪。白马是县的名称,在今河南滑县东二十里。曹彪为曹操之妾孙姬所生,始封寿春侯,后来先后徙封为弋阳王、吴王、白马王、楚王。魏嘉平元年(249),司马懿诛灭曹爽后大权独揽。当时魏主曹芳年幼,被司马懿控制。曹彪年长而有才,对司马懿专政不满的人因此寄望于他,民间开始流传这样的歌谣:“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其中“朱虎”就是曹彪的小名。忠于曹魏政权的扬州都督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密谋立曹彪为帝。事败,曹彪受牵连被迫自杀。曹彪其人亦能诗,钟嵘《诗品》上列有其名,说:“白马(指曹彪)与陈思答赠……虽曰以莛扣钟,亦能闲雅矣。”可惜他给曹植的答赠诗现在久已失传了。
  在《赠白马王彪》诗前,有诗人的一篇小序:“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序中提到的“任城王”是指诗人的同母兄曹彰。曹彰也是曹操诸子中非常杰出的一个,与曹植长于文才相反,他素以骁勇善战著称。史传中说他“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而在王嘉《拾遗记》中,对他的神武刚毅有着更神奇的描写。
  《拾遗记》记述道:“曹彰善于左右射,又善于击剑,能在百步内射中悬挂着的发丝。他的膂力更是惊人。有一次乐浪郡献来一头斑斓大虎,放在铁笼中仍凶猛万状,使帐前的骁勇之士不敢正视。然而曹彰却徒手曳虎尾绕臂,此虎俯首帖耳,不敢与他争斗。又有一次南越献来一头巨大的白象,曹彰当着曹操的面用手猛拉象的长鼻,大象竟也摆脱不了,蹲伏在地。曹丕曾铸造了一口重达万斤的大钟,想把它置入崇华殿,派了力士百人都无法移动分毫。曹彰却独力将钟扛了起来,并且还能快步行走,轻易地把钟搬了过去。由于曹彰的神勇,四方敌国在他生前都“寝兵自固”,不敢向魏国启衅。
  曹彰虽然是个“不念读书”的骁将武夫,但与从小就能诗善赋的弟弟曹植友于之情甚笃。在曹丕、曹植的太子之争中,曹彰明显地站在曹植一边。曹操临终前派驿车急召率大军驻守长安的曹彰到洛阳。曹彰赶到,曹操已死,他按自己的理解对曹植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又问曹操的扈从官员道:“先王玺绶安在?”曹丕即位,遣诸弟各归国,曹彰心怀不满,不辞而去。他虽然不掌军权,但积威犹在,以至“北州诸侯上下,皆畏彰之刚严”,每当经过他治理的中牟县,都“不敢不速”(《魏略》)。
  有这样一个能征惯战、有万夫不当之勇而又对他心怀不满的兄弟在侧,无疑是令曹丕十分头痛的事。黄初四年(223)曹彰与曹植、曹彪入京参与朝会,曹彰以壮年而突然死去,自然十分可疑。《三国志·魏书》本传载他是“疾薨于邸”,《魏氏春秋》则说是由于曹丕不见他,他“忿怒暴薨”,而《世说新语》则记载他是被曹丕在枣中下毒而毒死的。就像拿破仑的暴卒一样,他的死亡之谜如今是难以索解了,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的死会使曹丕感到安心,而将使处境相同的其他兄弟“兔死狐悲”地感到哀伤痛苦,尤其是与他手足情深的曹植。
  除了兄弟的暴卒,曹植自己的处境也是危机四伏。在那曹丕继位后的二三年内,他曾被两次治罪,一次还曾受到三台九府的审议,若不是母亲卞太后一再维护,难免“大辟”(即斩首)之刑。平日在封地,他也是在曹丕派出的监国使者的监视诬告下苦捱时光。据《魏略》记载,就是这次到洛阳朝见,他是“科头负斧锧,徒跣诣阙下”去见曹丕的,即使这样,曹丕还是“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还是倚仗卞太后干预,才让他“复王服”。
  怀着这样的屈辱之情,惶惧之意,又怀着同胞手足突然死亡的悲痛,曹植在七月中离京归国。在东归途中,他与曹彪恰值同路,他自然希望与曹彪同行,借以减轻一些心头过于沉重的哀伤惶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最合情合理不过的小小的愿望,也在监国使者“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的干预下被粉碎了。于是诗人的悲愤之情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作了这篇长达七章的回肠荡气的长诗,在临别之际赠给白马王曹彪。
  这篇长诗的第一章,写眷恋京师的惜别之情;第二章述途中困顿跋涉之苦;第三章控诉监国使者对他的迫害;第四章以秋郊日暮的景色来衬托内心的凄凉悲痛;第五章悼念任城王之死;第六章强作排遣之语而最终仍归结到骨肉离散的痛苦;第七章则是与曹彪的诀别之辞。其中第一章以叙事为主,第二、第四章以写景为主,第三、五、六、七数章以抒情议论为主,不同的类型互相穿插,跌宕多姿。各章之间,诗人多以下章之开头二字来重复上章之结尾二字,如第三章末句为“揽辔止踟蹰”,第四章之首句则为“踟蹰亦何留”;第四章之末句为“抚心长太息”,则第五章之首句作“太息将何为”;第五章之末句是“咄唶令心悲”,第六章之首句便为“心悲动我神”。这种各章类型不同,而又首尾相衔的形式,使全诗跌宕起伏而又神气通贯,灵动变化而又脉络分明,具有游龙缠云、隔而不断的效果。
  全诗的高潮无疑是痛悼已死的任城王也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悲伤的第五章:  
  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景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在经过前四章以较大篇幅叙事写景的铺垫之后,此章直接以议论来倾诉自己“既伤逝者,行自念也”的死生之感。诗中的“同生”,指的是一母所生的兄长曹彰。诗人感叹他离开家国所在的任城后就再也不能归去,只留下他的游魂孤魄在故国回翔,灵柩却远寄京城。由此诗人联想到人生的短暂。它犹如朝露,刚形成不久就随着太阳升起而蒸发;它又如同影子和回声,顷刻间消逝无踪,不能追寻。最后,诗人又联想到自己也是“朝露”、“景响”般脆弱短暂的血肉之躯,而不是坚固持久的“金石”,不由悲痛嗟叹,情不自己。
  诗篇的末章,也是直诉胸臆而又沉郁顿挫的神来之笔: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祸生不测,变故多端,使诗人在极度的忧虑和辛酸下对“天命”及神仙之说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松子”指赤松子,是传说中上古的仙人,也是魏、晋游仙诗中经常登场的人物,这里被用作神仙的泛称。在后六句分别之辞中,诗人将与白马王曹彪的分别视为诀别,珍惜“玉体”的劝勉更增添了生离死别的悲剧性氛围,也将诗人在无常的命运前那种无可奈何的情绪表露无遗。清人张玉谷在《古诗赏析》中评论这几句诗道:“‘永无会’、‘从此辞’,直以生离为死别,祝辞皆哭声矣。通身结穴,愤恨意醒透十分,却反不曾说破,神矣!化矣!”方东树则在《昭昧詹言》中说此章:“只是放声长号,生离死别,尽此须臾。千载读之,犹为堕泪,何况当日!”两人都将诗人“百年谁能持”及“俱享黄发期”看来互相矛盾的文字下所隐藏的极度悲愤又万般无奈的心情揭示了出来。
  张若需“白马诗篇悲逐客,惊鸿词赋比湘君”一联中,以《洛神赋》来比拟屈原所作《九歌》中的《湘君》一篇,则所谓“逐客”显然是将写《赠白马王彪》诗时的曹植来比拟后半生被放逐的屈原。屈原以谠直被逐,曹植因父宠见忌,受迫害的原因不同,无辜被迫害的遭际则一。这两位伟大而又不幸的诗人,由于性格上的不同,一个投江而死,一个赍恨以殁,下场的方式不尽相同,满腔悲愤的心情却也相似。他们都将一腔悲愤之情倾注成彪炳千古的诗篇,千载之下,仍动人心魄。两人的遭遇及业绩,确有相通之处。屈原的代表作是《离骚》,曹植的代表作则是《洛神赋》及《赠白马王彪》。
  说起来,《洛神赋》及《赠白马王彪》还是同一时期先后创作的作品。《赠白马王彪》的诗序中称其诗作于黄初四年七月;《洛神赋》前的小序则谓:“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文选》李善注云:“《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李注言之成理。考《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四到八月,曹丕都在许昌,未返洛阳,又魏制藩王不奉诏不得朝见,故《洛神赋序》之“黄初三年”,实为“黄初四年”之讹。《赠白马王彪》诗中,述及所经地名,以“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中的“太谷”为最后。《洛神赋》述及行程,则云:“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其中“通谷”即“太谷”,在洛阳城东南五十里;“景山”则在缑氏山西北,复在通谷东南十余里。从这些叙述来看,两个作品中《赠白马王彪》作于前,而《洛神赋》则是曹植与曹彪分手后,登上景山,北望伊、洛时所作,两作前后衔接,中间略无间歇。
  两作中,《赠白马王彪》直诉胸臆,淋漓尽致;《洛神赋》则倚托神话传说而写得扑朔迷离,隐约惝怳。因此,在读了《赠白马王彪》后,对我们了解诗人在《洛神赋》中所表露的错综隐约的心境也将大有裨益。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级别: 詩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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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子建与李太白


  在写古镜之灵异外,唐人小说也喜述笛之神奇。郑还古《博异志》中有篇《吕乡筠》就是此类作品之佼佼者。这篇小说写乐善好施的洞庭湖商人吕乡筠,性喜吹笛。在一个仲春的月夜,他泊舟于洞庭君山侧畔,边饮酒边吹笛自娱。忽有一容止异常的老父驾渔舟而来,乡筠遂邀他登舟共饮。老父自称也善于吹笛,乡筠便下拜请教,并请他吹奏一曲。老父自怀中掏出大小不等的三支笛,说那最大的一支是对诸天上帝、元君或上元夫人吹的,若在人间吹奏会使得“人消地坼,日月无光,五星失次,山岳崩圮”;其次那支是对诸洞仙人、诸真洞及西王母吹的,若在人间吹奏会引起“飞沙走石,翔鸟坠地,走兽脑裂,五星内错,稚幼振死”;只有最小的状如细笔管的那支,是他与朋侪吹着玩的,可以试着吹吹,但也不知是否能终曲。说毕,他举笛吹奏起来。才三声,“湖上风动,波涛沆瀁,鱼鳖跳喷”;五六声,“君山上鸟兽叫噪,月色昏昧”。乡筠及其他船上的人都吓得脸上失色,浑身颤栗。老父止笛不吹,满饮数杯后运棹而去,渐渐消失在波光水色之中。湖面上远远传宋他所吟咏一首诗歌的声音:  
  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藟”就是籐。诗中将“湘中老人”退处青山碧水间过着忘怀尘世生活的自由自在的神态描写得至为生动。《全唐诗》将此诗编为大历诗人贾至之作,题作《君山》,据诗意当是诗人因事谪守巴陵(今湖南岳阳)时所作。贾至在巴陵曾与李白交游,有《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等诗。
  据宋人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记载,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对这首诗极其欣赏,他不知道它是贾至的作品,以为此诗“必太白、子建”之鬼魂所作。赵令畤与苏轼颇有交往,所载往往是直接听来,而非出于传闻,所以是十分可信的。
  除了这首诗外,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提到,还有一首唐人小说中的诗歌是被苏轼、黄庭坚认为“非子建、太白不能”的:  
  明月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
  胡应麟说此诗“虽出唐人小说,(曹操)‘月明星稀’之后实仅见此”;又说“苏、黄谓非子建、太白不能,然太白不如此闲雅,颇类子建‘来日大难’中语”。胡氏所谓“来日大难”诗,指的当是曹植的《当来日大难》。题中的“当”是“代”的意思。《乐府》古辞《善哉行》的首句是“来日大难”,故“当来日大难”也就是“拟《善哉行》”之意。其诗云:
  日苦短,乐有余,乃置玉樽办东厨。广情故,心相于。阖门置酒,和乐欣欣。游马后来,辕车解轮。今日同堂,出门异乡。别易会难,各尽杯觞。
  诗中“情故”亦即“情愫”之意,“相于”即“相厚”之意。“解轮”指主人取去客人马车上的车轮以挽留客人,典出《后汉书·陈遵传》:“遵好客,每宴会,辄取客车辖投井中。”全诗的主旨是人生离长会短,难得有宾主欢洽的机会,故当此之际,应抓紧机会,及时行乐。此诗与“明月清风”诗相较,无论题旨还是措辞行文确实都非常相似。与胡应麟的说法相近的是清人吴乔。他在《围炉诗话》中也引“明月清风”一诗,而说“山谷、子瞻谓为鬼中子建”。
  然而,胡应麟及吴乔谓苏轼和黄庭坚曾经议论“明月清风”诗“非子建、太白不能”或者是“鬼中子建”,不知出于何种记载。在赵令畤《侯鲭录》中,被苏轼称赞的鬼诗是这一首:
  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睡浓,绣帘斜卷千条入。
  这首诗与“明月清风”诗都出于唐代名相牛僧孺所作的小说集《玄怪录》中的《刘讽》篇。小说述竟陵掾刘讽,夜宿夷陵空馆,忽有七女郎先后入中轩,命使女设花茵于庭中,环坐饮酒,谈谑歌咏。女郎言谈中涉及的都不是人间情事,如座中被举为“明府”以司酒令的女郎,在祝酒时,说道:“愿三姨婆寿等祗果山,六姨姨与三姨婆寿等,刘姨夫得太山府纠成判官,翘翘小娘子嫁得诸余国太子,溢奴便作诸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总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素望足矣。”其中“祗果山”、“诸余国”均属子虚乌有;“太山”即“泰山”,唐以前被认为是冥府之所在;而“平等王”亦即佛家所谓冥府之主的阎罗王。那些显然来自冥府的女郎们在行酒令及谈笑一阵后,又弹琴击筑,齐声合唱了三首歌,第一首就是胡应麟和吴乔所引的“明月清风”,第二首就是赵令畤所引的“杨柳杨柳”,第三首则是:
  玉户金釭,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缟缤纷,翠眉红妆。王欢转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
  诸女歌毕,有黄衫人通报:“婆提王屈娘子,便请娘子速来。”诸女因命青衣收拾盘筵。刘讽看到这儿大声咳嗽。庭中忽空无一物。据吴乔说,那第三首诗也很为苏轼赞赏,甚至说其中“邯郸宫中,金石丝簧”二句“不惟人不能作,知之者亦极难得”。
  《刘讽》中的这三首所谓鬼诗,在自然之中兼擅铸词,于意境之外复工色泽,并且音调谐美,发端精警,确实与思王风范颇相类似。至于《吕乡筠》中的湘中老人歌,则意境淡远而浑然成篇,与李白《峨眉山月歌》等七绝的风格有相通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在赞赏这些所谓“鬼诗”时,将太白与子建并称,这是历代论者中比较特殊的。较为常见的是将曹植与杜甫并举,或在曹、杜以外增一李白,如胡应麟《诗薮》说:“古今专门大家,吾得三人:陈思之古,拾遗之律,翰林之绝。皆天授,非人力也。”只有清人乔亿,在其《剑溪说诗》中认为建安以下,能在诗歌天才上与曹植相比的仅李白一人。他说:陈思诗全以神行,笔未尝着纸。杨德祖谓‘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呜呼!真八斗才也。后来惟李太白近之。”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又在曹植、李白外加上一个苏轼,云:“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以诗作灵感纷呈、天然流丽而不见斧凿痕迹而言,曹植与李白确有相似之处。苏轼本人也差堪与他们比肩,故在赞叹“鬼诗”时自然而然惺惺惜惺惺地将他们二人并称。王渔洋将三人并称为“仙才”,可谓独具只眼,深得东坡之心意。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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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的游仙诗


  曹植与李白,这两位被大诗人苏轼同举并称的天才诗人,悬隔五百余年而遥相辉映。在才思敏捷、天然流丽等相似处之上,他们间最大的相似之处也许莫过于他们全都怀有强烈的济世之志,对人生的短促有着极其敏锐的感觉,但最终被投闲置散,眼睁睁看着光阴虚度而无可奈何。在内心焦虑的煎熬下,他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奋起想像的羽翼,遗弃那充满苦恼的尘世,飞向那永生不灭的仙境天宫,以此排遣自己心中的愤懑。这就是他们各自诗集中有为数不少游仙诗的由来。
  曹植早年是不信神仙之说的。在他那篇篇幅很大的《辨道论》中,他在开头就说:“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其为虚妄甚矣哉!”还说:“又世虚然有仙人之说。仙人者,傥猱猿之属欤?”认为传说中的仙人不过是猿猴之类动作敏捷的野兽。文中他历数前代淮南王、董仲君至当时方士甘始、左慈、郤俭等等,一一辩驳他们的虚妄,认为“富有天下”的君王,若相信他们的眩惑之说,以隆重的礼节招致他们,“倾产以供虚求”,那实在是“纷然足为天下一笑”的蠢事。可是到后来,由于对人生的失望,他改变了对神仙之说的态度,又作了一篇《释道论》,检讨了自己以前认为道术是“愚民诈伪空言”的观点是“以臆断之,不可任也”,甚至于“但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了。文中还举了以前曾被他在《辨道论》中嘲讥过的当时一些方士的事例,来证实道术的存在,说曹操曾亲自试验左慈、甘始等方士的方术:左慈曾断谷一月,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甘始则能使鱼在沸油中“游戏终日,如在水中。”种种神奇,不一而足。于是以前被他认为是“猱猿之属”的仙人,终于成为他倾慕的对象,而在他所作的游仙诗中与他结为伴侣,以遨以嬉。
  曹植所作的游仙诗有《升天行》二首、《仙人篇》、《游仙》、《五游咏》、《平陵东》、《苦思行》、《远游篇》、《飞龙篇》、《陌上桑》等等。在这些游仙诗中,《升天行》是较早的作品。其中第一首云:
  乘跷追术士,远之蓬莱山。灵液飞素波,兰桂上参天。玄豹游其下,翔鹍戏其巅。乘凤忽登举,仿佛见众仙。
  “跷”是脚高高举起的意思,然而“乘跷”却是一种道教术语,指道教的飞行术。葛洪《抱朴子·杂应篇》有这样的话:“若能乘跷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跷,道有三法:一曰龙跷,二曰虎跷,三曰鹿卢跷。”此诗首二句是说诗人在想像中驾起“乘跷”术,追随方术之士前往传说中有不死之药的蓬莱仙山。中间四句即描写蓬莱仙境的美好景象:山上进流着传说中的琼浆玉液,到处生长着高入云霄的芬芳的兰桂树,树下有黑豹在漫步,树上有凤凰在回翔。这里“鹍”即“鶤”,是凤凰的别名。末二句写诗人在仙境中乘风飞翔,并且在依稀仿佛中望见了许多仙人。全诗至此戛然而止,给读者们留下了广邈的想像余地。
  在《游仙》诗中,诗人进一步表明自己升天游仙的目的是打破局促的人生在时空上所受到的极大限制,追求一种摆脱束缚、超越时空的自由:  
  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此处“翮”是指飞鸟翅膀上生长的大羽毛,汉魏时传说仙人的手臂上长着鸟翼般的羽毛,用以飞翔。东汉王充的《论衡·无形篇》中即有“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因此当时常用“羽化”来指成仙。“蝉蜕”是指像蝉蜕皮一样蜕去躯壳而成仙。“松、乔”是指赤松子、王子乔二仙。赤松子相传是上古神农时的雨师,服食赤石脂,能出入火中而不灼伤。王子乔是周灵王之子,好吹笙作凤鸣,被浮丘公接入嵩高山而成仙。“翻”在此处通“飞”。“鼎湖”是黄帝乘龙升天之处。据说黄帝采首山铜在荆山下湖旁铸鼎,鼎成而龙来迎之去,后世因而名此湖为鼎湖。“扶桑”是传说中太阳升起前栖息的大树,在大地东端的旸谷中。“弱水”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载,在西海之南、昆仑山下,传说其水“不胜鸿毛”——连鸿毛都会沉下去,故称弱水。“丹丘”则是传说中南方一昼夜常明的山丘。全诗的大意是说:因人生短促而寡欢,故诗人幻想羽化升天,像赤松子、王子乔、黄帝一样翱翔九天,自由自在地逍遥于四方八荒,不受任何时空的羁绊束缚。
  如果在那些早期游仙诗中,诗人还不过幻想作无拘无束的远游,还不过朦胧缥缈地望见群仙的身姿,那么到后来的游仙诗中,诗人对神仙的长生不死就越来越渴慕了,与神仙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如在《五游咏》中,他吟咏道:  
  九州不足步,愿得陵云翔。逍遥八纮外,游目历遐荒。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华盖芳晻蔼,六龙仰天骧。曜灵未移景,倏忽造昊苍。阊阖启丹扉,双阙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伏西棂,群后集东厢。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踟蹰玩灵芝,徙倚弄华芳。王子奉仙药,羡门进奇方。服食享遐纪,延寿保无疆。
  诗中的“八纮”指八方极远之处。“曜灵”即太阳。“阊阖”指天宫的宫门。“文昌殿”、“太微堂”都是天宫中宫殿的名称。“王子”就是上首诗中的王子乔。“羡门”也是古代的仙人,复姓“羡门”,名“高”;秦始皇至碣石山,曾慕名派遣方士卢生去寻找他。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天上谪仙人的口吻,想像自己重新穿上了神仙所服的丹霞衣、素霓裳,坐上了驾着六龙、张着华盖的云车,向碧空飞升。在太阳未曾移动的片刻之间,他已到达昊天上的天宫。天宫的大门为他畅开,他通过宫门两侧闪耀着朱色光彩的双阙进入仙宫,又通过宫中的文昌殿,登上天帝所居的太微堂。太微堂中,上帝临西轩而坐,众仙官则聚集在上帝的对面。见诗人来到,上帝命人给他佩上琼瑶,饮以仙浆。在天宫中他悠闲地漫步,把玩着灵芝和仙花。这时仙人王子乔、羡门高又向他奉上仙药和秘方,服食了这些仙药和秘方之后,他将延长生命,万寿无疆。诗人在此诗以及《仙人篇》等诗中,用富于想像的生动笔触,描绘出一幅缥缈绮丽的仙景天宫,又渲染自己在天宫中所受到的隆重的接待,以此发泄在不得自由、动辄得咎的人世所积蓄在胸头的肮脏气;又在服食长生不死的仙药而享遐龄的意象中,寄托了自己对生命永存的憧憬。
  清人丁晏在《曹集铨评》中评曹植的《五游咏》道:“精深华妙,绰有仙姿,炎汉已还,允推此君独步。”确实,曹植《五游咏》等想像瑰奇、笔墨绚丽的游仙诗,给文学带来了超越时空的能力,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意象,对后世嵇康、郭璞、陈子昂、李白、韦应物等等无数诗人的游仙诗具有极大的影响和启迪,丁晏“推此君独步”的赞扬并非过甚之辞。后世那些善写游仙诗的诗人,或吟“王乔畀我去,乘云驾六龙”(嵇康《游仙诗》),或咏“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郭璞《游仙诗》),莫不规拟陈思此类作品而更加变化,在意境和神韵上则不脱陈思之范围。尤其是那被称为“天上谪仙人”的李白,所作游仙诗之妙想豪情与曹子建最相近似。姑取其《古风》一首为例:  
  朝驾碧鸾车,夕披丹霞裳。挥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云舆游八极,玉颜如清霜。飘飘入无倪,稽首祈上皇。呼我游太素,玉杯赐琼浆。一餐历万岁,何用还故乡?永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
  那两位遥相辉映的大诗人,处身于现实世界的樊笼中,又都遭受过谗言的中伤和君主的折辱,只有在自己想像的虚幻世界中逍遥八荒,备受青睐,以此宣泄人生的烦恼、怅惘和愤懑,同时也给这个困扰过他们的现实世界遗留下几许瑰奇的意象,增添上几分绚丽的色彩,以此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发着人们美好的遐想。沥下自己痛苦的血泪,洒作他人欣慰的甘霖,这就是诗人对这个世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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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赋》是《感甄赋》吗?


  爱好京剧的朋友都知道,《洛神》一剧是已故京剧名旦梅兰芳的古装戏代表作之一。1955年4月纪念梅兰芳舞台生涯50周年时,梅氏以六十余岁之高龄,犹曾重演此剧,并且拍摄成电影,使这一梅派名剧更加广为人知。此剧从曹植夜宿洛川馆驿,抚玩甄后所遗玉镂金带枕而睹物伤情开始,到次日于洛川会见已为洛神的甄后,甄后与之叙旧事,歌舞抒情,并赠明珠作别为止。在歌舞中,将曹植《洛神赋》中所描述的洛神“忽焉纵体,以遨以嬉”等情景,以“竦轻躯,似鹤立,宛转长吟”等典雅的唱辞,结合曼妙飘逸的舞姿表演出来,令人恍若在读一篇有声有色的赋,获得极大的艺术上的享受。此剧是梅兰芳根据明代戏剧家汪道昆的《洛水悲》杂剧,并且参考了曹植的《洛神赋》及唐宋画家所临顾恺之《洛神赋图》等,自编为京剧演出的,毋怪乎受到梅氏特别的珍爱,同时它也使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就是曹丕的夫人甄氏之说广为现在人们所知。
  梅兰芳的《洛神》本诸明人的《洛水悲》杂剧,而早在中、晚唐,诗人们已将曹植与甄后的恋爱悲剧作为典故写入他们的诗作中。
  对这一艳情故事最感兴趣的是晚唐诗人李商隐。他曾作有《代魏宫私赠》及《代元城吴令暗为答》二首七绝,前者代魏宫人在黄初三年私赠曹植,表白甄后对他的情意,并安慰曹植的伤感;后者代拟魏元城令吴质对魏宫人赠诗的回答,说明曹植对甄后并没有非分之念。前诗题下有诗人自注云:“黄初三年,已隔存殁,追代其意,何必同时?亦广子夜吴歌之流变。”意思是在黄初三年曹植朝京师时,甄后已经死了,然而作为追代前人的诗,不必拘泥于史实,不过是吴歌子夜歌之类表白感情的俚歌俗曲的变体而已。那两首诗是:
  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
                           《代魏宫弘赠》
    背阙归藩路欲分,水边风日半西曛。荆王枕上元无梦,莫枉阳台一片云。
                           《代元城吴令暗为答》
  前诗之“西馆”,指曹植朝京师时被安置的处所,“漳河”则为流经邺都的河流。后诗前两句用《洛神赋》“余从京城,言归东藩”及“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句意,后两句用宋玉《高唐赋》中楚怀王于阳台梦与“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巫山神女幽会的故事。
  李商隐其他诗中涉及曹植、甄后故事的还有《无题四首》“宓妃留枕魏王才”,《东阿王》“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等等。中唐诗人元稹亦有“思王赋《感甄》”之句。
  然而,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是怎么与曹丕的夫人甄氏联系起来的呢?在《洛神赋》开端的小序中,曹植说得清清楚楚:“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也就是说,赋里的洛神是古代传说中的洛水女神宓妃。在魏晋六朝的记载中,也从未见到过这洛神与甄后有什么瓜葛的蛛丝马迹。直到唐代的李善为梁昭明太子的《文选》作注,才在《洛神赋》题下引了出于“某记”的一个故事,将洛神与甄后挂起钩来。这故事的大意说:曹植早就钟情于甄氏,但曹操破袁绍得甄氏,却将她嫁给曹丕。曹植为之昼思夜想,寝食俱废。后甄氏被郭后谗死,曹丕事后也有些后悔了。黄初中,曹植入朝,曹丕将甄后遗下的玉镂金带枕给他看,曹植见了不禁流下眼泪。曹丕就将枕赠送给他。后曹植朝罢返经洛水,夜中在驿馆里忽见甄氏鬼魂披发覆面而来,自称早年也托心曹植,无奈不能遂愿。此枕是她的陪嫁,现在能到曹植手中她非常欢喜。她临死前被郭后将糠塞在口中,现在披发遮面是为了羞于以此容貌重见曹植。说罢,她就不见了。不久,她又派人献给曹植明珠,曹植以玉佩答赠。曹植感其情,“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来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见到这篇赋,就将它改题为《洛神赋》。
  王献之书《洛神赋》(东晋)
  由于这一条注文,就引起了千年来聚讼不已的一重公案,即洛神是否影射甄后,《洛神赋》是否原名《感甄赋》。一方面,宋人刘克庄、明人王世贞及清人何焯、朱乾、潘德舆、丁晏等等不断对此说的荒唐无稽加以口诛笔伐;而另一方面,历代的小说家、戏剧家却又将它作为史实写入小说、谱为戏曲,使这一艳史逸闻流传得更为广泛。清人宋长白还在他的《柳亭诗话》中为感甄之说提供证据道:“甄逸女将终,作《塘上行》曰:‘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旁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子建伤之,作《蒲生行浮萍篇》曰:‘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即用其语以命题,不待遗枕之赉而始赋洛神也。”直到现代,郭沫若仍力主“感甄”之说,在他《论曹植》一文中说:“托梦荐枕,献珠报佩云云,确实是怪诞,不近情理。但子建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岁的嫂子曾经发生过爱慕的情绪,大约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吧。不然,何以会无中生有地传出这样的‘佳话’?甄后何以又遭谗而死,而丕与植兄弟之间竟始终是那样隔阂?”至今仍有一些学者以郭沫若的判断为然,认为曹植“对嫂子甄后曾经有过爱慕之情,并在创作上有所反映,那该是十分自然的事”(见钟优民《曹植新探》)。
  稍加推敲,在郭沫若作为有力的反证提出的三个反问中,只有第一个勉强可以成立。“甄后何以遭谗而死”,陈寿《三国志》中说得很明白,是由于郭后等并受爱幸,甄氏“愈失意,有怨言”,故被曹丕“遣使赐死”。《汉晋春秋》中也说:“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而“丕与植兄弟之间竟始终是那样隔阂”也完全是由于政治斗争上的原因。曹丕对所有的兄弟全都猜忌刻薄,一概“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甚至还毒死了骁勇的任城王曹彰,并不独对曹植一人“隔阂”而已。显而易见,郭氏的这两个反问都不足以证成“感甄”之说。至于其第一个反问,即“何以会无中生有地传出这样的‘佳话”’,也应当说是十分无力的。世人好奇,历代多的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传说,此风尤其以唐代为甚,难道我们能因为是“佳话”就断定它们一定是真实的吗?
  其实,在李善注文所引的这一“佳话”中,本身就有三个破绽是绝难自圆其说的。一是说曹植早年曾“求甄逸女,既不遂”,而甄氏生于光和五年,长植十岁,在曹丕破袁绍纳甄氏时曹植才十三岁,自然绝对没有可能在此之前有“求甄逸女”之可能。二是说曹植在黄初三年入朝时曹丕“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并“以枕赉植”。固不论将亡妻遗物赠送兄弟之举是多么荒唐,即以曹植同年所作的《应诏》诗来看,他那次应诏入朝,结果是“嘉诏未赐,朝觐莫从”。连曹丕的面都没有见到,以至只能“仰瞻城阈,俯惟阙庭。长怀永慕,忧心如酲”,更哪里梦想得到乃兄有赐枕之宠?三是说《洛神赋》原名《感甄赋》,是魏明帝见到后改作此题的。可是在《洛神赋》中,不仅小序中发端就称“古人有言,斯水(指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中也只述及“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而通篇无一语涉及或影射“感甄”之说,若题作“感甄赋”岂非文不对题,令人莫名其妙?除了这三大破绽之外,刘克庄的反驳也堪称一语破的:“果有之,(曹植)当见诛于黄初之朝矣。”曹植在曹丕称帝后始终危若悬丝,就在这次入朝的前一年,还曾因监国谒者诬奏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而差点儿被处以极刑“暴之朝肆”,结果还有赖于母亲卞太后从中维护才下诏“舍而不诛”。若他真有胆量在次年写这么一篇表达对甄氏爱情的《感甄赋》,那确实是早就保不住脑袋了。
  清代的考据家胡克家,在其《文选考异》中为了否定“感甄”之说,认为李善注本原来没有这条注文,是宋人尤袤在刊刻《文选》时“误取之耳”。这却也不尽然。我们不仅可在唐代诗人元稹、李商隐、罗隐等人的诗中看到他们已将此事作为典故咏入篇章,在晚唐小说家裴铏所作的《传奇》中,还有一篇意在证成“感甄”之说的小说《萧旷》。大意述处士萧旷自洛东游,夜遇洛浦神女,旷因问之:“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神女证实了此说,又自述了与曹植间的往事,且说自己“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最后与萧旷各赋诗而别。这里,除增饰了甄氏知音且好弹悲曲以丰满其悲剧形象外,在其自述中还有一处对李善注所引作了修改。李善注所引说甄后是因谗而死,犹合史传,在这里却是“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的,更进一步突出了故事中爱情悲剧的主题。
  从“感甄”之说不见于魏晋六朝而集中出现于晚唐的诗歌、小说中来看,无论《洛神赋》题后的注文是李善所为还是后人误引,此说产生于唐代当是没有疑问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礼防比较宽松、个性相当解放的时代,人们的想像力非常丰富,爱情故事为人津津乐道。《洛神赋》中的洛神既然被曹植形容得栩栩如生,其故事又旖旎动人,以至好奇的唐人忍不住要将那“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女神从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中拉得更接近人世一些。也许是洛神“潜处太阴”的可悲处境与甄氏同样为人同情吧,同时又有虞舜二妃化为湘神的先例,于是洛神被附会成甄后,在《洛神赋》中附会出那一段悱恻缠绵的悲剧性的恋爱故事。
拈花即是道,落笔便成文。有酒常为客,无才懒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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